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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環境中，因而在和諧的背後已暗藏著陰謀。
毛主席批評我沒出息（1）
毛主席在講了許多歷史故事之後，不知怎麼，話鋒一轉，直視著我說：“我的章老師，今天我要批評你！你沒有出息！”我當時坐在正對主席的一張臨時搬來的椅子上，我以為毛主席還在開玩笑，於是笑嘻嘻地說：“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評，我這人是沒出息！”主席認真地說：“我的老師啊，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經同別人好了，你為什麼不離婚？你為什麼怕別人知道？那婚姻已經吹掉了，你為什麼不解放自己？”主席當著這麼多領導，突如其來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傷痕使我一時亂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繼而，我心頭一酸，哭了起來，邊落淚邊說：“主席，別說這事，好嗎！”主席說：“我今天就是要說。你好面子，怕別人知道，我就要說給大家聽。”在場的自周總理起的幾個領導都愣愣地看著這戲劇性的一幕，大概都覺得不好插話，一時出現了幾秒鐘難堪的沉默。我終於說：“主席，你批評得很對，我回去就辦，本來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講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說：“那好！辦完了我祝賀你。”
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沒有想到毛主席會深知我個人生活中的波折，但我深感他對我父輩般的關懷。主席同我父親有著半個世紀的友情。早在1919年前後父親摯友楊懷中先生（楊開慧烈士之父）就把毛主席介紹給父親。1921年主席找到父親請他幫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歐洲留學。父親不僅自己慷慨解囊，而且在社會名流中集資，共籌措兩萬銀元。1963年，主席對我說其中一部分資金由主席帶回湖南，成為支援革命的重要財政來源。1945年在重慶，父親又直言勸主席早回延安，不可輕信蔣介石的和平諾言。全國解放後，毛主席雖然日理萬機，但仍與父親保持密切聯絡。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僅是黨的統一戰線的光輝典範，而且是個人之間真摯的友情。1963年，主席七十壽辰，父親帶我去赴主席的家宴。就在那天晚上，主席要我幫他學英語，從此戲稱我為他的“章老師”。此後，我除了每週幫主席學英語之外，還成了主席與我父親之間的“聯絡員”。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給主席寫信說我不理解這個運動，他給我贈言，要我“經風雨，見世面”。1970年我再度見到毛主席時，我正在北京針織總廠下放當工人。主席叫我去，給我任務要我回外語學院搞外語教改，並且親自指示我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學校。主席把我派到了外交部去。當時他說：“我們現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這個章老師可以。又能說又能寫。你給我寫的信硬是蠻厲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去，當發言人！”就這樣，毛主席決定了我後半生的命運。外院的教改還未完成，中央來調令，要我立即到外交部報到。我常常想，我的一生雖然能見到毛主席的機會並不如其他一些人多，但他卻在我人生的關鍵時刻決定了我的命運。對於我來說，他有一種神的力量！
現在，毛主席又為我開闢一個未來新的感情世界。過去一切悲歡離合重映在眼前，我默默地回味著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沒有悲傷也沒有興奮。那年我三十六歲，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已近尾聲。本來應該是生活與事業豐收的時節，我卻面臨著一切從頭開始的後半生。心裡只覺得空空的，好像回頭看，走過的路已無蹤跡，我又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線上。我這大半生常常為這種空蕩蕩的感覺所困擾，總感到我留下的悠悠往事像雲霧般飄過天際，剩下在我眼前的總是一片空茫！一切榮辱都畢竟是過眼雲煙，真正使我難以排解的是折磨我大半生的那無盡止的孤獨！
主席語重心長的談話之後的第二天，我就隨中國代表團赴紐約出席聯大會議了。這年，我是團長喬冠華的主要翻譯。世上的事總像是由不可知的命運在操縱，我沒有想到冠華當時心中已萌發的對我的情感，因而也沒有想到臨行前主席這番話所激起的冠華感情上的波瀾。但不久，我就意識到我需要面對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擇。
毛主席批評我沒出息（2）
這一年的聯大會議開得十分平淡。正像後來冠華說的那樣，70年代不知怎麼，凡是逢單的年頭世界上必出大事，如1971年的印巴戰爭，1973年的中東戰爭，以及1975年的印支形勢變化；可是逢雙卻都無甚大事。作為團長的冠華相對說這一年比較輕鬆。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此時已買下紐約西區六十七街林肯中心對面的舊旅館，改造為代表團駐地，因而生活比第一年住在羅斯福旅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