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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層也方便許多。冠華計劃聯大會議之後回國途中訪問英、法兩國。按出發前的方案，我也是他訪問歐洲的主要英語翻譯。
從1971年開始，周總理囑咐每年赴聯大的代表團都由民航派專機送至巴黎，他說他每年都要去機場送行。那天晚上出發前在總理的西花廳開會，散會已是十點多鐘，回家取了行李就直奔機場。儘管冠華一再勸阻，周總理還是去機場在飛機旁一一與全團人員握手告別。
愛的萌芽（1）
到達紐約之後忙碌了幾天，我常常覺得冠華若有所思，對我也很客氣。終於有一天，我們之間發生了一段微妙的談話。那時，每年的聯大會議是最好的國與國之間雙邊、多邊會晤的機會。冠華除了代表中國政府作大會發言外，大量的工作是在會外與各國外長的接觸。這天上午，他有一個會見，地點約在大會大廳後面的休息過道。大會開會時，那裡比咖啡廳安靜。我和禮賓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冠華到了會見地點後等了十多分鐘仍不見對方來。禮賓司的同志說他去會場內找一找，於是整個寬敞的大過道就剩下了我和他兩人坐在長沙發上。我們交換了幾句沒有什麼意義的對話後都沉默了。然後，冠華突然問我：“那天主席說的情況是確實的嗎？”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我說：“什麼情況？”他說：“就是主席講的你個人生活的情況。”我立即知道他指的是臨行前在主席那裡的談話，一時有些慌亂，最後我說：“其實我們早已分開三年了。沒有辦手續是有一些客觀原因，那時他也處於政治壓力下，我不願增加他的困難。主席批評我，是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指示辦。”冠華顯得很不自然，乾咳了兩聲說：“那好！”就再不往下問了。我也很不自然。一種心靈的感應告訴我，冠華並非坐等客人無聊隨口問問以示領導的關懷。後來，冠華突然站起來說：“我想走走！”就在過道上來回散步直到禮賓司的同志把客人找來。
那次短暫對話後一切似乎恢復原樣，我仍陪同冠華會見客人，我們再沒有提到我個人生活的話題。然而，我深知一種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我和他之間。過了些天的一個夜晚，冠華那層樓的服務員小朱下來叫我們四五個人上去，說：“喬團長今晚無事，想請大家到他房裡聽音樂。”我們上去時，冠華已在放貝多芬的交響樂。他酷愛西方古典音樂。在我們結婚前夕，他的孩子沒有與他商量從家中搬走了一切之後，他曾說他最捨不得的是他積存一生的五百多張唱片。他愛貝多芬，更愛肖邦的鋼琴曲。那天晚上，誰都不說話，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樂曲中。冠華只是在換唱片時似乎從夢中醒來，說了一句：“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後來，我記得在政治###的歲月，他十分苦惱時唯一的寄託也是音樂。我曾經嘆息地對他說：“其實你應當是文學家或者是音樂家。唯一不適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無掩飾地宣洩你的感情，這就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諱。”他反唇相譏說：“你不也是這樣？”
那天晚上聽到十點多鐘，大家站起來說：“喬部長休息吧，我們回去了。”他點點頭。可是我們走到房門口時，他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為是第二天開會的事，可他卻說：“沒什麼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聽一張肖邦的鋼琴。”於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對面的沙發裡，我知道在悠揚舒展的鋼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靜。一種磁性在吸引我們靠近，但又有一種社會的無形壓力在排斥我們的接近。幾個月之後，冠華告訴我那天晚上我走了之後，他很久不能平靜。半夜，他起來想寫點什麼，但心緒很亂，只寫了兩句話：“晚風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聲中”。他說這是寫給我的……
此後不多天，大約是11月初，外交部的一位“通天人物”突然打長途電話到代表團點名要我立即回北京，說有重要任務。我接到通知後去找冠華，我多希望能按原計劃陪他去歐洲訪問。我說我沒有那麼重要，國內不可能有什麼事非我不可。我問他是否可以和部裡商量原計劃不變。他說他已經打過電話，部裡那位“通天人物”大發雷霆說是中央有重要任務要我回去，不得更改。那時中美之間沒有直接通航，來回都要經巴黎乘一週一次的法航。為了按時趕回北京，我訂了11月8日的機票。沒想到這一天紐約下起了暴雨，本已是深秋，卻雷電交加。不到半日，許多街道已積水很深，不能通行了。我們同行的有四位，飛機是晚上七點多的，但由於天氣惡劣，代表團決定我們下午四點就出發。三點多鐘時，突然接到通知說團長要廚房做了麵條，為我們送行，要我們到十層會議室去，他陪我們吃麵。我們其實剛吃過午餐不久，但還是都上樓了。冠華滿面愁容，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