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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華問：“我怎麼不知道？來多久了？叫什麼名字？”
於是，程秘書就給我打了那個電話。他說以為我會要他引我去見喬部長，沒想到我把書給他就算了。後來他給冠華送去書，冠華問他我在哪裡。程說在司裡，書是他上樓拿的並說我說喬部長已見過我父親，沒有別的話要轉達了。當時冠華未再說什麼。此後也從未“召見”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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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與偏見（2）
但是，他顯然沒有忘記這個傲慢的“行老的女兒”，並且伺機要挖苦她一下，大概很少人當時會放棄一個與喬部長見一見的好機會，我沒有去見他多少刺了一下他的自尊自大的感覺。不久，他在一個人數眾多的場合使我很是窘迫。
這年的11月，聯合國大會透過了恢復中國席位的決議。這是當時震撼世界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周總理親自指揮了第一個赴聯合國中國代表團的準備工作。從代表團的團長、主要成員，一直到翻譯人員以及第一個聯大發言都由他們兩位最高領導審定。團長是冠華，我是代表團翻譯之一。當人員確定之後，由冠華主持在部裡六層的大會議室召開代表團成立大會。除代表團全體成員外，還有其他部、司兩級領導參加。那天下午，我忙著司裡一個急件，等趕到會議室時，裡面已坐滿了人，連會議室門口也已有四五位臨時搬了椅子來的與會者。我也從旁邊國際司的辦公室借了張椅子，坐在門外。此時，只聽見冠華在裡面宣佈開會，他簡單講了形勢和毛主席、周總理的一系列指示。因為我坐在門外，只聽見他的聲音，並不見他本人。講完形勢後，冠華說這個代表團的成員來自部內各個單位，彼此可能還不熟悉，所以互相認識一下。於是，他逐個點名。當叫到我名字時，我在門外站起來，往前挪了一步，探了下頭。大概當時不少人還不認識我，我聽到會場裡有交頭接耳的聲音，很多目光好奇地盯住我這個外來者。當時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外交部基本上不進新人。我有點窘迫，趕緊退回座位坐下。豈料此時冠華的聲音響了起來：
“你就是章含之？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兒？”
我更窘了，只好又站起來，輕聲說：“是的。”
冠華並未放過我。他又說：
“就是你扣了行老給我的《柳文指要》？”
會場又是一片耳語聲。我不知所措，心裡很是生氣這位部長如此咄咄逼人，一點小事記得這麼牢，叫我當眾難堪。最後，冠華說：
“好吧！今天算認識你了。”
我想冠華很快就把這個場面忘記了。後來當我提到這件事時還耿耿於懷，可冠華說他不記得那是故意的，他只記得那天會上當他第一眼見到我站起來時覺得我很美。我說從那個小文具店開始到這次會上我們倆第一次對視，這第一眼的交換花了四年的時間。
以後在我們出席聯大會議期間，我和冠華之間又發生了幾次衝撞。當我們代表團抵達紐約後不久，爆發了在當時的東巴基斯坦，現孟加拉國的印巴戰爭。我當時雖然是代表團的工作人員，但遠不能理解壓在冠華身上的重擔。儘管東、西巴基斯坦這種人為的國家狀況長期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但是在我們出發之前，沒有料到會發生這樣嚴重的導致一個國家分裂的地區性戰爭。年輕的中國代表團進入了安理會擔任常任理事國，擁有著否決權，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喬冠華團長的表態。那時我們倉促來到紐約，住在羅斯福旅館的十四層，沒有自己的機要通訊條件，向國內請示只能發明碼電報，打普通長途電話。同時，中美關係剛剛開始解凍，在中國進入聯合國問題上，美國持反對態度，當時的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後來的總統喬治·布什曾竭力阻攔決議的透過。由於這些原因，中國代表團與美國政府的磋商經常不是在兩個代表團之間而是在中國代表團領導和基辛格之間，因為自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訪華開始，他已成為尼克松政府負責與中國進行最敏感問題談判的使者。在這場印巴戰爭中，中美雙方的立場是極相近的，雙方都竭力想促成停火以免東巴分裂出去後導致蘇聯勢力稱霸南亞次大陸。
就在這緊急關口，當時的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決定重新起用資深的政治家布托，任命他為副總理兼外長，並立即趕赴紐約促使安理會透過停火決議。布托是中國的老朋友，當時又為了同一目的來聯合國活動。他到達紐約後，剛剛住進彼埃爾飯店就要求會見冠華。本來，我並不擔任冠華的翻譯，但由於他的翻譯另有重要任務，臨時把我叫去翻譯。冠華趕到飯店與布托會晤，並向他通報當天上午他與聯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