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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經驗報告會。後來，學校也要下去“四清”了，我問毛主席我要不要參加。如果他要我每週繼續去幫他學英語，我就向學校請假。毛主席說我應當去參加“四清”運動。他說這是一場階級鬥爭，我應當去經受鍛鍊。他說他的英語課可以暫停，等我“四清”回來，他要我向他彙報“四清”中的所見所聞。
不久之後，我同學校的一部分教職工就出發到北京郊區一個農村去參加“四清”了。那時候，我們這些青年教師都是出了小學進中學，出了中學進大學的所謂“三門幹部”。雖然經過了一場可怕的“反右鬥爭”，但基本上仍然在校園的環境中過著與書本和學生打交道的平靜生活。我們一點不懂得中國農村的情況，更不懂得為什麼農村出了那麼大問題，要我們去搞這場清查。下鄉之前聽的那些經驗報告很是嚇人，似乎農村幹部中“爛掉了”一大片。所以對於下鄉搞“四清”，大家都感到惶惶不安。但在那個年代，黨中央、毛主席指點的方向是不可能引起任何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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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暴的前夜（2）
我不記得那是郊區的哪個村子哪個大隊了。但我記得我們到達村子後，就被分配到最窮的農民家去住宿，並且叮囑我們不得接受幹部的邀請去幹部家做客。我們開始了“明察暗訪”、“訪貧問苦”，神神秘秘地蒐集著幹部們的材料。接下去就是查賬，據說是農村幹部有嚴重貪汙現象，所以要查賬。
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去一個村幹部家取賬本。那個幹部非常緊張，再三要我主持公正，不要冤枉他。我很惶恐，第一次感覺到我的所作所為和我的判斷竟可能影響到另一個人的生活、前途、家庭甚至生命！我真不想參加這個“四清”運動，但這意味著逃避鬥爭，幾乎是一種背叛！
後來，可怕的事還是發生了！一個村裡的受審查的幹部跳井自殺了！當時，雖然我已經入黨六七年，但我還不到三十歲，也沒有經歷過什麼風雨。得知這個訊息後，我嚇壞了。晚上不敢出門，因為那口井就在離我住的地方不遠。連大白天，我都不敢走近它。我眼前總是時隱時現地看見那個跳井榦部的身影。我心裡開始第一次出現了懷疑，懷疑我們這樣背後蒐集幹部材料以證實我們假設的這個幹部存在問題的做法是否正確。我也懷疑那種唯有最窮最髒才是最革命的理論。到了村子後，我被分配先後住過兩戶農民的家裡去和他們“紮根串聯”。頭一家是一對五十多歲的夫婦。他們似乎都有病，都不能參加農田勞動，因而也特別窮。他們那所謂的家不過是一間黑洞洞的破屋。入夜，他們幾乎不點燈，也幾乎不做任何飯菜。每頓飯都是窩頭加鹹菜。他們那黑屋子的骯髒一直到現在，我每每想起都會覺得胃裡難受。這一對“革命的依靠物件”還多少有點痴呆，我問他們任何問題，他們都呆呆地望著我說不知道。他們也奇怪我這個“城裡的學生”為什麼一定要擠到他們這破屋裡去和他們住在一起，打亂他們的生活。
後來，我實在無法忍受下去，也覺得和他們去“紮根串聯”實在是極為荒唐。領導上決定為我另找一個“串聯物件”。這一次是一對年輕夫婦，住得比較寬敞，有一堆孩子，每兩個之間最多隻差兩歲！那個妻子和我年齡相仿，倒是伶牙俐齒，說起村幹部的“嚴重問題”，她可以告訴我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事情。我聽其他農民說這對夫婦有過小偷小摸的不良行為，受過村幹部批評，他們多少有點乘機洩私憤、落井下石的味道。他們也不大愛勞動，所以工分少，日子過得比較窮。大概一是他們窮，二是他們十分熱衷於攻擊村幹部，於是他們成了“四清”的依靠物件。不知道他們家的髒是否也算是革命的象徵。記得有一次午飯剛擺上炕桌，那婦女懷裡抱著的嬰兒就拉稀了，弄得桌邊、炕沿全是稀屎。這女人竟順手拉過一塊尿布，稀裡糊塗地胡亂抹了幾把，就叫她丈夫和我上炕吃飯。那一次我無論怎樣告誡自己要克服自己的資產階級意識，和貧下中農同甘苦，我都無法壓住胃裡的翻騰，我推說胃疼沒有吃午飯。我難以說服自己骯髒和革命是畫等號的。
“四清”回來，我心裡總覺得不是滋味。我那平靜的校園生活似乎再也不能恢復了。我不再幻想，因為不知道“四清”之後還會發生什麼事。社會上已經開始不斷地講“階級鬥爭”，上演的戲劇也開始講階級鬥爭。我們精心排演的為紀念莎士比亞誕辰四百週年的全本《奧賽羅》也未能正式公演，因為領導擔心這莎翁的鉅作是傳播資產階級思想。
“四清”回來後，我還見過幾次毛主席。他問我在鄉下做了些什麼。我沒有敢對他說我的疑問，所以只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