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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然更記得我在這小房間裡經歷的苦難。1966年8月，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我從“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臨時翻譯工作回學校的第三天就被“揪出來了”。我無法忘記那天下午那可怕的經歷。我在西院教學樓三層一間教室與教研組的其他教師一起學習檔案。那時我已清楚地知道厄運即將降臨到我的頭上，因為我回到學校時看到了大字報欄中已有好幾張點了我的名，說我是“黑幫爪牙”、“修正主義苗子”，而且大部分往日朝夕相處的同事都不理睬我了。有些朋友也只敢在無人在旁時和我打個招呼。那種滋味大概是永生難忘的。一顆心懸在半空中，不知什麼時候，滅頂之災即將來臨。這天下午，災難終於降臨了。坐在教室裡，我聽到雜亂的腳步聲咚咚地在跑上樓，聽聲音總有十多人。我的心一下子收緊了，我的心跳加速，不知道是誰又要被揪出來。這個人恰恰就是我！那些我昔日的學生衝到開會的教室門口，吼叫著我的名字，要我站出去。當時，教師中的“革命派”早已有準備，立即配合喊起了口號。我雙腿發軟地站到了門口。一個現場的批鬥會就開始了。那時，我真的是被嚇懵了，腦袋裡亂哄哄的，他們說些什麼，我都聽不清楚。開完批鬥會，我就被逐出了開會的教室，因為我已被宣佈是“黑幫黑線人物”，沒有資格與革命群眾一起開會。我被押回一號樓這間小小的宿舍。到了房門口我馬上看到我的房間外兩邊牆上已貼滿了用各種侮辱語言罵我的大字報。門的兩邊是一副對聯，大意是說我為黑幫上竄下跳，牽線搭橋。就在這宿舍門口，我又接受了一次批鬥，才讓我回屋裡去反省，寫“交代”。
往事如煙，當那瀰漫的煙霧消盡時，我慶幸我仍然能站在這小窗外憑弔著這逝去的歲月。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我的目光此時轉到我隔壁的那第一扇窗戶。這使我想起了就在那殘酷年代中我仍然體驗到的友情和關懷。記得我被“揪出來”之後，真是嚇得驚慌萬分，也感到一種無可名狀的絕望。我那自1952年參加共青團，195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以來十分珍惜的崇高的理想，我那自1953年進入外國語學院以來築起的我深愛的讀書做學問的象牙塔，頃刻之間轟然倒塌了，眼前一片黑暗。“革命派”最後宣佈的對我的管制條文中收繳了我的書籍，說這是我散佈修正主義的溫床，還收繳了我的腳踏車，說是我進行反革命串聯的工具！當這些吵吵嚷嚷的人群從我的門口散去之後，我蜷縮在我的小床上，欲哭無淚！天色漸黑，我不敢去飯廳吃飯，怕又被批鬥，怕見到熟人。我更沒有勇氣去看那些大字報，因為我實在弄不懂，一個剛剛年滿三十、滿腔熱情的年輕知識分子黨員怎麼一夜之間變成了“黑幫爪牙”，成了“敵人陣營”裡的人？！同房間的教師可能對我也有同情，但也不敢與我多講話。那一夜，我翻來覆去，難以成眠，眼淚終於不停地流了下來。第二天早晨，我還是不敢去飯廳，害怕與焦慮也使我忘卻了飢餓。此時，就在我的同屋去飯廳吃早飯不久，我的房門被輕輕地推開了。我隔壁的鄰居，就是那第一個窗戶的房間的主人，英語系的年輕教師張幼雲和她的丈夫、語言學院的教師宋明江悄悄地進屋來。他們急匆匆地塞給我一罐酸牛奶、兩隻煮熟的雞蛋，對我說：“我們一夜都聽到你在哭（因為這兩間房之間有一個牆壁書架，所以實際上只是一板之隔）。不要這樣，你一定要保重身體。為什麼不去吃飯？該怎麼樣就怎樣。快把這些早飯吃下去。”他們說走廊的房間裡的教師都吃飯去了，他們乘機偷偷給我送來這些吃的，但不能久留，怕被人看見。說罷就匆匆地回房間了。
難忘的一號樓（2）
至今，我都相信，這一罐酸奶和兩隻雞蛋促使我在絕境中開始冷靜下來，思考我面臨的處境。它們使我相信並沒有被孤立，並非所有人都視我為敵人，我的朋友依然在我四周。細細的雨絲又開始飄飄揚揚地灑落下來。我環顧四周，在一號樓與主樓間的那塊綠化地又已是一片鬱鬱蔥蔥。大自然真是神奇！自我離開這個校園，將近二十個年頭快要過去了。那是一代人的成長時間，而這裡的景色竟如同我離開它的時候一個樣。回想1953年走進外國語學院時，我剛滿十八歲！我們一群年輕人懷著對生活玫瑰色的幻想，對未來事業蔚藍色的期望，進入了這所學校，意氣風發，信心十足。三十多年的無情歲月流逝了。當年的這批無憂無慮的年輕人，哪一個不是在生活的軌跡上留下了道道傷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