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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講點趣聞。後來到了大約五六月份，毛主席對我說：“黨內出了點問題，我要忙了，恐怕沒有時間讀英語了，只好暫停，以後再說。”這時我已隱約感到有什麼大事要發生了。但究竟是什麼事，它會嚴重到什麼程度，卻是遠非我這個小知識分子黨員所能想象的。從那時起，我整整六年沒有見到毛主席。
1965年到來時，全國的政治氣氛更為濃厚了。這時我所在的北京外國語學院發生了一件造成後來“文化大革命”中吳璞以及包括我在內的其他十幾位英語系黨員教師遭受打擊迫害的事件，那就是外交部派了工作組到外國語學院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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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暴的前夜（3）
這場運動的背景是1964年高等院校進行的一次體制改革。外國語學院從原來的雙重領導（北京市高教委和外交部）改變成單軌歸外交部領導。原來，在雙重領導期間，教學質量是歸北京市高教委管的，只是學生分配等人事問題歸外交部管理。當時的北京市委由彭真同志領導，一班領導人多數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因此無論在對外語教學的指導上，還是對學校管理方面都是有條有理的。但是，學校歸外交部全面接管後，部裡派了一些幹部到學校接替原來的幾位主要領導，從此，學校的教學秩序被打亂了，外國語學院被鬧成了上演一幕幕“肥皂劇”的舞臺。
新上任的這位X黨委書記來一個知識分子成堆的高等院校當領導也是很難為他的，因為他早年參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
於是，X書記就決心要抓當時已沸沸揚揚宣傳得非常火熱的政治思想教育了。北京市委當時下達了一個檔案，禁止高校學生談戀愛，更不準結婚。於是X書記就大抓這件事。不僅大會小會反反覆覆開，而且講了許多引人發笑的意見，例如說當有人在會上傳條子故意問他教師可不可以生孩子時，X書記情急之下，怒氣衝衝地說教師也不準生孩子，違者停職。X書記還親自在每天晚上晚自習之後拿著手電棒突擊抽查教室中有無談戀愛的男女學生。結果鬧得雞飛狗跳，學生忍無可忍貼大字報抗議，因為X書記把一位女學生團支部書記找一位男同學談入團問題也錯當做談戀愛處理。又因為那位團支部書記剛洗過澡，頭髮散開，因而被X書記嚴厲批評為“行為不端”。
更熱鬧的是X書記在學校裡大抓滅臭蟲。本來這是件為集體宿舍做的好事，但X書記卻把它安排成了全校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星期天全體人員不許回家，他自己高高坐在禮堂外的平臺上督戰。學生、教師排隊端著臉盆到開水房打了開水要從他面前走過由他抽查這水夠不夠燙，然後再去澆自己的床板。當然，這麼一折騰原來滾燙的水也變冷了，整個校園抓臭蟲大軍一片笑鬧，甚是滑稽。教師們紛紛提意見說學校要抓臭蟲，但不必如此大張旗鼓。與此同時，自從外交部這批新領導到校後教學卻沒有人抓了。後來，中央開始抓各個領域的階級鬥爭，於是，學校領導又集中力量去搜集外語教學中的階級鬥爭動向。在經過了一系列的調查之後，X書記終於向全體教師、學生做了一個批判外語教學中的資產階級“只專不紅”的報告。但由於書記本人缺乏外國文學的起碼常識，這個報告變成了一個大笑話。例如X書記在批評外語教學中選用的文學作品毒害學生和青年教師時在舉例中把世界名著《巴黎聖母院》和《安娜·卡列尼娜》混為一本書，他說有些學生看了“安娜聖母院”受害很深。他又批評我們英語系教師排演莎士比亞的《奧賽羅》，但顯然他並沒有讀過甚至聽過《奧賽羅》的劇情，甚至也不知道奧賽羅是劇中的男主人公，是個摩爾人。於是他說“有女教師演奧賽羅之後，自己就天天照鏡子，想象自己長得和奧賽羅一樣漂亮”。結果自然引起譁然。除此之外，與X書記同時來校的一位W主任，中年尚未婚娶，於是在找年輕女教師談思想時就流露出愛慕之意。此事傳出也引起教師們的極大反感。一個高等學府變成了層出不窮的滑稽戲的舞臺。
所有這一切導致了在外交部派工作組進駐學校開展“社教運動”後，教師們紛紛批評校黨委的結果。當時的工作組組長是曾任駐寮國大使的劉春同志。他在動員報告中明確說這場運動主要是為學校領導整風，他要求全體黨員要本著對黨負責的精神，敞開思想給領導提意見，並且說不論意見多麼尖銳，領導今後都不得打擊報復，否則“黨紀國法”不容。
於是，英語系教師黨支部首先向院領導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意見。尤其是我所在的黨小組的十多位年輕黨員，每天在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