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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點點滴滴的淚水。這一號樓中當年的主人大概一個都不在裡面了。有些朋友終於成為外語教學界的臺柱；也有一些由於種種的原因，飄洋過海，如今生活在大洋彼岸。幾年前，我去美國，抽空到吳千之在俄亥俄州波特蘭的家裡住了幾天。我和吳千之是舞臺上的搭檔。我們在外國語學院英語話劇的舞臺上曾經有過一時的輝煌。我們演出過王爾德的《認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我們還大膽地演出過莎士比亞的全本《奧賽羅》，吳千之飾奧賽羅，我飾戴絲塔蒙娜。千之是極有才華的青年教師，尤其在語音教學上造詣很深。可是，一場“文化大革命”幾乎將他毀掉。我從未問過他為何留在異國他鄉，但我想大概是傷痕太深，他不願再去觸及吧！幾年前，我曾認認真真地想把當年的這兩個劇本選些片斷，由原班人馬再排演一次。我真的很想，很想。那年輕時代美好的夢，我總不願忘卻，我總想拉住它，哪怕是拉住一小會兒，也可以使受傷的心靈略有安慰。可惜這個夢難以得圓。如今，不僅是當時的演員天各一方，而且有的已永遠地離開了這令人眷戀，也令人悲傷的人世間。我注視著一號樓的大門，眼前似乎又出現了我們當初三三兩兩、進進出出這個大門的繁榮景象，耳邊又響起了當時英語系眾多青年教師熱熱鬧鬧的歡聲笑語。可是這情景是再也無法重現了。我無力拉住歷史，更無力讓時光倒流。
我想起我們的同學、同事吳璞。她也住在一號樓一層，她死得好慘！算起來那是1967年的冬天，竟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一年，在兩派打了一年多派仗之後，上面派來了海軍軍宣隊和北京第五建築公司的工宣隊。這真是最最荒唐歲月的荒唐事。這些軍人和工人對於高等教育一無所知，可是他們一進駐學校就主宰了學校的生殺大權。他們發號施令，進校不久就公開表態支援一派，打一派。於是，我和我的那些朋友再次遭難。而這一次似乎比1966年夏天的衝擊來得更深刻。我被半隔離在學生的宿舍裡，“交代”所謂的“二月逆流”和“裡通外國”的問題。這個帽子比“黑幫爪牙”要嚴重得多。“裡通外國”是要坐牢的！當時，吳千之也是“裡通外國”罪。千之、吳璞、鄭剛、梅仁毅等人，遭到的厄運比我更甚一級，他們被全面隔離了。大約關了三個月吧，軍宣隊、工宣隊用逼供的手段榨取了所謂的“揭發交代”材料之後，把他們逐個放出來了。就在吳璞被解除隔離的當天，她進城回家看了她年邁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後回學校時，她沒有進學校的大門，而是去了學校後面的運河。那是初冬的時節。吳璞毅然決然地跳進了冰冷冰冷的運河裡！
吳璞是我的同班同學。她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中學畢業於北京很有名氣的師大女附中。我記得她入學不久就入了黨，開始擔任團支部書記。還沒畢業就提前留校擔任英語系的黨支部副書記。吳璞屬於很“正統”的黨員學生幹部。歷次政治運動都是領導者。但就是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她這樣一個忠心耿耿的黨的幹部逼進了死神的懷抱。
記得吳璞投河那天是個什麼慶祝日。那時候，凡是公佈一條毛主席“最新指示”，就要全體出動，敲鑼打鼓，遊行慶祝。那天晚上，可能是又一條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我依稀記得也好像是又一顆人造衛星上天，總之，全校師生員工都集合起來遊行慶祝。我當時被管制在學生宿舍。學生們都去遊行，因而也必須帶上我。我記得冬日夜晚來得早，大約八點多鐘，有人急匆匆到我們的隊伍中叫走了幾個班上身材高大的男學生。我看那幾個紅衛兵頭頭神色緊張，耳語了一陣就走了，只聽他們說要帶幾根長的竹竿。我預料發生了什麼大事，但怎麼也不會想到那是吳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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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一號樓（3）
回到學生的宿舍樓裡，見到有些學生三五成群在議論什麼。見到我都不說話了。第二天，我仍感覺到一種緊張的氣氛籠罩著宿舍樓。一直到這天晚飯前，突然之間，樓內貼滿了新的大字報，指責吳璞“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我在大字報前驚呆了，直直地愣在那裡，不敢相信吳璞真是自盡身亡了。我們同窗四載，同一個教室，同一個宿舍。後來又共事十年！為什麼她竟會絕望到如此地步而輕生呢？我的心為吳璞哭泣，但在人們面前卻不僅不能露出悲傷，還要在接踵而來的會議上被逼表態“譴責”吳璞“自絕於人民”。那是一個多麼顛倒黑白，人性泯滅的年代？！
多年後，我聽說了當時的經過。吳璞死得好慘！據說，她是舉著《毛主席語錄》那本小紅書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