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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他愛幫人忙，替共產黨接濟了不少我們照顧不到的人。我很謝謝他，要給他一點補貼才好。”
所以，這51號的四合院，當初送給父親時，毛主席、周總理也是這個意思。他們知道父親一生一直漂泊不定，到任何地方都是借房或租房住。1959年，周總理到東四八條54號去看望父親。這時，總理才知道解放後十年，我們一家一直借住在父親的老友、曾任袁世凱內務大臣的朱啟黔老先生的私宅後院。我們家從上海遷到北京整整十年，父親從未向政府開口要過住房。總理那次見到父親擁擠不堪的書房兼客廳，感到十分吃驚，他連聲自責，說對父親沒有關心到，這麼多年，竟讓父親借居友人家中。回去後，總理立即報告了毛主席，並且指示國務院管理局為父親找一個四合院住宅。本來，許多高階幹部當時的宿舍都是四合院。但在母親選定51號院之後，周總理又鄭重其事地對父親說他請示了毛主席，這房子是送給父親的，感謝他對共產黨的幫助和合作。父親去世後，在北京的追悼會上，周總理又對我的香港回來的繼母和美國回來的妹妹說51號院永遠是父親和他親屬的家。
其實，我當年和母親一樣並不大喜歡四合院。我在上海出生、長大，我更喜歡上海那些帶花園的西式洋樓。我總覺得四合院太古老，住在裡面似乎揹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四合院也很不方便。尤其是冬天，從北屋到任何一排房子都要經過寒氣襲人的院子。廚房那麼遠，冬天，把菜端到北房都涼了一半。記得有一年除夕吃年夜飯，彭阿姨燉了一大砂鍋上海“全家福”—— 一隻整雞、一個蹄膀、一塊火腿。在端著砂鍋走過院子時，因為砂鍋從火上剛取下，而當年北京的冬天比現在寒冷，這一冷一熱，砂鍋的底掉了，全雞、蹄膀和火腿撒了一地。弄得這除夕夜很掃興。
但是這四合院畢竟是個家！尤其是在女兒妞妞出生之後，這偌大的院子裡平添了無限的樂趣。我一生中給父母親最寶貴的禮物就是這個小生命。搬進四合院時，父親已是八十高齡，解放後，他的生活變得很簡樸、單調，昔日在上海的那許多應酬都沒有了，父親除了出去開開會，偶爾會會友之外，大部分時間是看書，寫他的《柳文指要》。他在這大大的寬敞的四合院裡很舒適、很滿足，真是過著他一生從未享受過的安寧。而妞妞的出生又為他的平靜生活增添了極大的快樂。他和母親對妞妞遠遠勝過了在我幼年、童年時代對我的關懷，那幾乎是一種慣寵。不論妞妞犯多大“錯誤”，他們都能容忍。
跨過厚厚的大紅門 二（2）
對於我來說，這個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溫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些可怕歲月。那時，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挨批判，週末被允許回家。家，這時成了我最溫暖的避風港。守著年邁、祥和的父母，看著尚不諳世事的妞妞撒歡滿院子奔跑，我真希望時光停止，再不往前，讓我永遠忘卻外面瘋狂的世界，讓我停留在這充滿人情、人性的四合院裡，再不用回到我那曾經做出過多少奉獻，而如今卻是充滿敵意的校園。
父親在這個四合院裡平平靜靜地生活了十三個年頭，完成了最後的著作《柳文指要》。可惜他未能在這四合院裡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1973年5月，父親為了祖國統一大業，受命於毛主席，在九十三歲高齡時，遠赴香港。我和大哥章可以及妞妞送他到港。周總理根據毛主席的意思，安排一架專機送父親前往。但是父親畢竟高齡，到香港很不適應那裡潮溼的氣候，在我送父親到香港後回北京前一天去看望他時，我已感到父親想念他的四合院，希望早日回到他四合院的家了。那天下午，他顯得有點傷感，拉著我的手說：“回去報告總理，我已經開始會晤臺灣方面的朋友了。我儘快做完這些事，回北京。你轉告總理，早點派飛機來接我回去。”父親去香港是當時毛主席的一個驚人之舉。九十三歲的“和平老人”（父親1948年曾作為南京方面代表之一前來北平與中國共產黨議和，未果。）以探親名義去香港，中國政府卻派出專機護送到港，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架降落在啟德機場的中國飛機。可惜，父親沒有能等到總理派專機接他的那一天。６月29日，我接到總理辦公室電話，傳達總理指示，說父親在香港病倒，叫我立即準備隨周總理指派的醫療小組乘專機去香港，接父親回北京。當時決定７月２日啟程，外交部已根據總理指示，發了緊急照會給當時的英國代辦處，申請專機降落及人員入港簽證。但是，就在７月１日凌晨二時左右，冠華打來電話說外交部值班室接總理辦公室電話，父親已在香港病故。他終於沒有能回到他眷戀的四合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