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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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扭轉的。當時的共和黨人西奧多·羅斯福接任總統後,就立即向大企業、大財閥開戰,要求“公平交易”,透過了一系列反托拉斯法案,打破壟斷,保護勞工的基本權利。後來經過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運動,到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時期,聯邦政府透過稅收、福利等一系列政策,劫富濟貧,使得財富有了更加公平的分配,使弱勢階層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證。�1990年代的經濟高度發展及其所帶來的經濟泡沫、貧富分化,常常被人拿來與19世紀末的“鍍金時代”相比。但是,這裡有個本質的不同。在19世紀末,一個工人要是出了工傷,老闆第二天就可以將之解僱,一分錢也不給。換到現今,老闆往往得管人家一輩子。現在美國的一個正式工人,有醫療保險,有社會安全基金(從中提取自己的退休金),子女上大學有政府貸款或各種獎學金,失業還有救濟。如今的貧富分化,是在“新政”以來的一系列福利制度的框架之中發生的,甚至是在民主黨總統克林頓任上加劇的。再透過制度對之進行修正的空間已經很小。�所以,本書討論的,主要是這種貧富分化背後的文化動力。過去的財富和權力,透過繼承而來的成分甚大。如今的財富和權力,則是透過教育而來。富裕階層之所以能逐漸穩固他們後代的社會地位,並不主要是因為他們留下了多少遺產,而是他們利用自己的經濟資源,對孩子從小進行嚴格的訓練。等他們的孩子長大後,作為個體具有超人一頭的才能,靠自己就能在競爭中獲勝。�為什麼會如此?首先,如今的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不斷創造出新的財富。而且新財富總是比舊財富大得多。要守成已經沒有什麼可守的了。關鍵是要有創新的能力。下一代重要的不是有錢而是有本事。第二,如今的全球化突飛猛進,競爭的規模一下子大了許多,獎賞也大得多。有能力的人,一贏就是全球的贏家。同時,全球化促使美國的產業結構迅速轉型,製造業已經成為“瀕臨絕種的物種”,紛紛移往第三世界。過去美國的工人,是世界的貴族工人,即使他們和其他國家的工人乾的是一樣的活,但就憑自己是美國人這一條,別人做夢也別想達到他的生活水平。但全球化把大家競爭的起點越拉越平,貴族工人的位置坐不穩了。許多美國人丟失了過去穩定的工作,或者不得不接受低工資。�
序(3)
美國的富裕階層,很快看明白了這一點:將來一切競爭都是全球性的。我們的孩子必須有全球的競爭力。他們不僅相信製造業正在本土消失,當工人已經沒有任何前途,甚至覺得一些高度技術性的工作,如資料處理、會計分析、製圖等等,也早晚要外包出去。因此,他們的下一代,必須佔據最高階的、非工具性的工作,並且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最優異的。於是,創造力、想像力、領導才能、人文價值、藝術品位等等綜合性素質,成為他們從小訓練孩子的根本。我們已經不能再說美國的家長不重視教育了。從暑期班、週末課程,到我女兒上的這種私人鋼琴課,許多美國的家長,從三四歲就督促孩子一個班一個班地上。甚至不惜一個家長辭職,專門在家監督孩子的功課。耶魯的一個社會學教授私下對我說,這種現象,十足地體現了美國人對全球化的焦慮。�這樣的競爭,當然不能全被富人壟斷。畢竟讀書還要靠孩子自己。孩子不爭氣,你投下幾百萬還是白燒錢;孩子爭氣,家裡窮照樣出頭。比如像我自己的家庭,夫婦兩人都是耶魯的博士,如今一個人剛剛工作,收入絕對在當地的平均水平以下。但和大款的孩子競爭,我們並不覺得有多大劣勢,因為我們家庭中有自己的文化資源、價值觀念。我們從來不覺得自己對人的理解比一個大款低。�但是,如我書中所言,富人的優勢雖然不是絕對的,卻是明顯的。首先,當今的富人,大多數是1960年代以來崛起的教育精英,本身受的訓練甚好,知道怎麼教育孩子。第二,美國的普通教育是學區制,經費由本學區的納稅人提供。富人區錢多,學校就好。學校一好,更多的富人會為了孩子的教育搬進來,結果進一步抬高當地房價,窮人就更別想住了。相反,窮人的區沒有錢,學校勉強維持,質量越來越差,最後有點經濟能力的人為了孩子都搬走,使這個地方越來越窮。所以有人說,現在美國已經沒有什麼種族隔離,但卻有貧富隔離。窮人富人根本不住在一個地方,生活在兩個世界。第三,富人有錢,給自己的孩子在課外創造了各種機會。從這個班、那個班,到高階夏令營、海外學術旅行、SAT考試準備、申請大學諮詢等等,動輒幾萬美元就花下去。那些每年花兩三萬送孩子進私立貴族學校的就更不用說了。可以說,從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