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如何培養精英的

第14部分 (第2/4頁)

說家貢扎ArpadGonz，在蘇東解體後作為匈牙利總統訪問美國時，出席白宮的宴席時特別邀請了桑塔格。�1989年，桑塔格作為美國筆會的主席，公開譴責伊朗懸賞追殺作家拉什迪。當時一些簽名聲援拉什迪的文化界人士在伊朗的威脅下已經開始恐懼和動搖，一些相關出版商和書店也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脅。但桑塔格的勇氣則使西方文化界最終能夠把自由主義的理念貫徹始終，對抗專制的暴力。無怪一些人士指出，伊朗宗教領袖懸賞跨國追殺一個“異端”作家，這是伊斯蘭原教旨恐怖主義的前奏。桑塔格是最早與之對抗的人之一。但是，在“9·11”後，她作出即時反應，稱美國的媒體充斥著“自以為是的胡言亂語和徹頭徹尾的欺人之談”，並說“9·11”不是主流媒體所謂的“文明和自由受到了懦夫式的攻擊”，而是“美國具體的國際政策和國際結盟方式的後果”。如果要用“懦夫”一詞的話，就要用在那些在高高的天空上在人家無法還手的距離殺人的人身上，而不是用在那些為了殺人自己也把命賠上的人身上。她呼籲公眾反省美國的政策，而不是為廉價的愛國主義所矇蔽：“讓我們一起悼念，但不要一起愚蠢。”�如筆者在《直話直說的政治》一書中指出的，當時的環境，使這樣的言論很難被容忍。桑塔格本人立即受到輿論的圍剿。ABC著名的晚間幽默談話“政治不正確”的主持人BillMaher在9月17日的節目中重複了類似的言論，馬上引來大公司撤消對該節目的贊助，被迫出來道歉。不久這個節目也關門。好在桑塔格是獨立撰稿人，又已經奠定了自己的聲望，沒有人能夠解僱她，文章還可以照發。�“二戰”後，縈繞於對極權主義和戰爭的記憶，西方的知識分子，如薩特、羅素等，從書齋走向街頭進行政治抗議，希望給社會提供一種道德的聲音。桑塔格多少秉承了這一傳統，成為反叛運動的一個偶像。不過，1980年代以後，美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960年代的大學生，從反叛的主力變為社會的主流，享受著優裕的中產階級的生活。在里根主義之下，社會趨向保守。知識分子的關注點，從“主義”轉向“問題”。那些出來為人類指引道路的，會被嘲笑為自以為是。所謂超越具體社會集團利益的公共知識分子，也被稱為是一種“神話”。所以，桑塔格本人也不願意自稱為知識分子，而寧願說自己是一位小說家、散文家。另外，多維媒體的迅速發達，使一小部分知識精英再難壟斷公共話語，她起家的《黨派評論》因失去了自己的位置而關門。桑塔格們越來越被邊緣化了。�桑塔格不喜歡被人貼標籤，不僅拒絕承認自己是知識分子，也拒絕說自己屬於1960年代。但是，觀其言察其行，她是地道的1960年代知識分子的化身。她有著那種先知先覺的道義承擔，拒絕被“左翼”“右翼”之類的標籤所化約，保持獨立的思想和立場，併成為美國政府對外政策的一貫批評者。她屬於筆者所謂的“波希米亞”式的獨立不羈的文化人。�但是，到1980年代以後，她的讀者，即1960年代的波希米亞式的不羈之士，率先結束了“流浪”和反叛，在社會上安頓下來，成為“波希米亞中產階層”。她卻繼續遊蕩。她沒有博士學位，只能在大學臨時代課，作獨立撰稿人，日子頗為清苦，直到1990年代經濟條件才有所改善。不過，那時她早已疾病纏身。她的寫作，實際上是在向死刑宣戰。這樣的經歷，使她在其讀者已經成為社會的既得利益階層後，還能保持1960年代的反叛者的視角。說她是1960年代的絕響，恐不為過。�桑塔格之死，對中國的震動似乎比對美國還要大。這多少反映了她代表的那種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情懷和中國士大夫傳統的共鳴。在美國，左翼媒體對她雖然讚譽有加，但右翼媒體則幾乎不置一辭，彷彿她已經是個過時的人物，不值得一提。客觀地說，桑塔格取得了某種世俗的成功，享受著一個知名作家的盛譽。但是，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刻，她也看到了她的運動的失敗。她究竟能夠留下什麼知識遺產，現在還無法判斷。但是，她悲劇性的失敗，多少反映了她這代知識分子的限制和弱點。�第一，知識分子是否能夠站在社會之上、而不是生活在社會之中？他們是否能夠超越其他利益集團和階層而有一種更具前瞻性的知識和道德特權、為人類提供方向？從美國草根民主的脈絡看，答案是否定的。應該說，現代西方社會確實是建立在18世紀啟蒙思想家們的精神遺產上。那時知識分子確實可以扮演世俗化社會的牧師的角色。但是，那些啟蒙思想家，是舊的等級秩序生產的精英。他們所提倡的啟蒙精神，是建立一個不同於自己所生活的社會、每個人都可以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