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如何培養精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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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自己的理性來行動的平等社會。當這樣的社會真正建成、公民能夠根據自己的理性來決定自己的行為時，就用不著別人來啟蒙了。在這個意義上說，啟蒙主義的勝利使啟蒙者變成了多餘的人。所以，桑塔格們的聲音，早已被多元媒體中發自社會各個角落的聲音所淹沒。�

桑塔格與1960年代的終結（3）

第二，面對這種多元、平等的社會，知識分子應該為自己的公共性尋找不同的渠道。桑塔格自稱從來不在乎、也不看別人對自己的評論，但實際上她看得頗為認真。甚至有人說她在自我推銷上精明過人，並且一直非常成功。她喜歡站在啟蒙的殿堂向世界釋出自己的宣言。為了做到這一點，她有時要向公眾釋放試探氣球，見勢頭不妙就會改變立場，甚至語不驚人死不休。她曾讚揚裡芬斯塔爾（LeniRiefenstahl），1935年為納粹製作的宣傳片《意志的凱旋》。後來又修改了立場，開始攻擊LeniRiefenstahl。她還宣稱“白種人是人類的癌症”，後來又收回成言，因為那等於汙辱了包括自己在內的癌症患者。即使是在“9·11”後勇敢的言辭，也有明顯的失誤。她質問為什麼公眾不注意美國依然對伊拉克進行轟炸，等於像布什一樣，把“9·11”和伊拉克聯絡在一起，雖然目的是截然相反的。�這一“社會良心”的自我意識，使她堅持站在社會之上，迷戀自己的公共知識權威。但是，長久站在社會之上而不是生活在社會之中，等於讓自己脫離了社會，不知道社會中真正發生了什麼。同時，搶佔能夠俯視世界的道德高地，容易讓人忽視社群的政治生活，忽視和基層社會的聯絡。而這也正是保守主義近年來的成功之處。美國的公眾，大多數還是聽信社群教堂中的牧師，而不是桑塔格這樣超越基層社會的啟蒙牧師。因此，她的聲音變得越來越虛渺。《黨派評論》即使仍然在世，其5000個精英讀者也不足以轉化世界。�在一個知識權威的分佈越來越均質化的高科技、高教育的平等社會，先知式的知識分子已經成為了一個社會恐龍。人們要解決的是具體社群內的技術性問題，並對周圍的人的生活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把自己擺得太高、太超出常人，公共知識分子就成了“圈子知識分子”，只在自己的同仁中有些號召力。在這個意義上，桑塔格之死，並不應該僅僅觸發我們的懷舊情緒，而更應該刺激我們思索：在這樣一個非先知的時代，知識分子如何具體地介入社會生活，重新建立自己的英雄主義精神傳統。用她自己的話來說：“讓我們一起悼念，但不要一起愚蠢。”

喬治·凱南：外交界最後的貴族（1）

被稱為“冷戰”的“總設計師”的喬治·凱南，在享有101歲的高壽之後，終於撒手人寰。他的去世，不僅使世界失去了最後一個“冷戰”的全程見證者和參與者，也使我們徹底告別了外交的貴族時代。�外交界最後的貴族�喬治·凱南的成名，在於他1946年作為美國駐莫斯科的外交官向國務院發回的八千多字的“長電報”。當時，“二戰”剛剛結束，美國和蘇聯還是名義上的盟友。經過“二戰”的患難與共，美國的許多人還對蘇聯充滿幻想，希望大家一道投入戰後的重建。喬治·凱南當時是駐莫斯科的外交官，發現自己到處都被跟蹤，親身體會到蘇聯的敵意。同時，他又是長期研究蘇聯的專家。自己的直覺和經驗，加上他多年的學術訓練，使他最早放棄了對蘇聯的幻想，呼籲美國準備即將開始的“冷戰”。�不僅他的呼籲透過這一著名的“長電報”打動了美國的決策者，而且他所構想的“冷戰”策略，也成為美國“冷戰”期間基本的外交政策。在他看來，蘇聯的制度難以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社會競爭，美國對蘇聯，要採取遏制的戰略，即只有當蘇聯侵犯了美國的根本利益時，才堅決與之對抗，在一般情況下，美國應該投身於國際社會的戰後重建，防止蘇聯的勢力繼續擴散。他最著名的一段話是：“我們必須有勇氣和信心，堅持我們對人類社會的理念。我們在對付共產主義蘇聯時最大的危險，就是把自己也變得像我們所反對的人一樣。”在他看來，斯大林對蘇聯被西方包圍充滿恐懼，就是因為他感覺到蘇聯的制度很難和民主國家競爭。美國則應該對自己充滿信心，處驚不亂。�然而，美國的外交政策，很快就偏離了喬治·凱南的自信哲學，轉入了恐懼。在1950年代，美國的恐共症發展到了荒謬的程度，導致麥卡錫主義的興起，並展開了反共大清洗，許多喬治·凱南的朋友都受到了牽連。與此同時，美蘇又開始了核軍備競賽，大家心裡越慌就越要造武器，不僅消耗了資源而且威脅到人類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