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如何培養精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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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兒”的時期，知識分子正在美國社會如日中天。霍夫斯塔德（RichardHofstandter）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1962年出版後一紙風行，並於1964年獲得普利策獎。在這部書中，Hofstandter嚴格地把知識分子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區別開來。他借用韋伯的話，把一個人是“靠思想活著”還是“為思想活著”作為判別知識分子的標準。那些靠思想活著的人，不過是運用自己掌握的知識謀生，是腦力勞動者。那些為思想活著的人，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角色，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從牧師那裡繼承而來的。蘇格拉底說“未經反省的生活是沒有意義的生活”，強調的就是這種思想的終極價值。�不過，Hofstandter接著說，知識分子並不是牧師。宗教的虔敬和知識分子的核心價值有本質的衝突。知識分子並不對某一套信條和“真理”有終極承擔，而是保持著一種“遊戲性”，這和Vablen所謂的“閒散的好奇”（idlecuriosity）頗為近似。因為真理一經被掌握，就失去了光彩。長期為人所知並被廣泛信仰的真理，常常會隨著時間成為謬誤。簡單的真理是索然無味的。太多這樣的真理就會使真理失去其純度。所以，一旦知識分子把握了確定的真理，馬上就會變得不知足。知識分子的生活不在於掌握真理，而在於追求新的不確定性。一句話，知識分子是一種能夠把答案變成問題的人。�事實上，Hofstandter的上述兩段話，揭示了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和知識性兩個層面。“為思想而活著”幾乎把知識分子定義成了先知：知識分子成為啟蒙主義擊敗了宗教傳統後的現代社會中的牧師。而“遊戲性”則描述著知識創造的過程，這一過程與固守傳統價值的宗教形成截然的對立，暗示知識分子能夠以其絕無僅有的探險精神指導人類走向不確定的未來。�這樣的承擔，並非沒有原因。現代西方社會是建立在18世紀啟蒙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之上的。但20世紀世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崛起。“二戰”後，知識分子特別感到自己對專制主義的責任。如漢娜·阿倫特等等，窮其一生之力探討專制主義的起源。在這樣的背景下，俄國的知識分子傳統，即所謂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作為世俗的牧師，代表社會良心與政治權力抗爭，就對這一代人非常具有吸引力。知識分子常常覺得自己超於各種社會利益集團之上，用自己的知識和道德判斷，指導“下面”的各個階層和集團的活動，把人類帶入健康的軌道。所以，那個時代知識分子一動筆，就是人類未來、自由的前途、通向被奴役的道路等等包羅永珍、高瞻遠矚的大題目。其中布魯爾·二世（BertrandRussell）1963年的一段話非常典型：�“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阿登納和戴高樂，麥克米倫和蓋茨克爾，他們都在追求一個共同的目標：終結人權。你，你的家庭，你的朋友，和你的國家將被少數幾個殘忍但有權力的人的共同決定所消滅。為了贏得這幾個人的歡心，所有私人的感情，公共的希望，藝術、知識和思想的成就，以及以後可能有的成就，都將被永遠地清除。”�今天你要是聽人說這種話，你恐怕會覺得這個人喝醉了。但這正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寫照。他們對政治權力非常警惕，把自己看成是與這種邪惡的政治權力抗爭的社會良心，是世界的最後拯救者，言行舉止，充滿了烈士般的英雄主義。�桑塔格正是被這樣的傳統所塑造。嚴格地說，她不是一個原創型的思想家，而是一個針對受過高等教育的階層的文化普及性作家。這樣型別的作家，在世家子弟壟斷大學的傳統精英社會地位並不高。但1960年代美國的高等教育急劇擴張，小民百姓的子弟紛紛擁入大學，挑戰傳統的WASP（昂格魯撒克遜白人清教徒）階層的世襲統治，拒絕因循既有權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反叛，造就了桑塔格的社會基礎和她的成功。�

桑塔格與1960年代的終結（2）

桑塔格的一系列公共行動，都代表了這一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新階層的心聲。比如她先到越南反對“越戰”，成為左翼反戰運動的一個重要代言人。但當人們已經把她定義為左翼人士和反共力量的敵人時，她又在1982年公開譴責波蘭的戒嚴法是“戴著人的面具的法西斯主義”，讓一些虔誠的左翼找不到北。1989年以後，當米洛舍維奇在南斯拉夫全面推行國家社會主義時，她到了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幫助組織抵抗運動，冒著實實在在的生命危險。她的作品，特別是“反對闡釋”，預見了共產主義的失敗。乃至匈牙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