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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因往來貿易而遷徙,與科學時代應試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結果,自然而然稍稍促進異種人民之混合,省與省之差異性乃大見緩和,然大體上仍繼續存在著。
(選自林語堂著:《中國人》,學林出版社1994年版)
林語堂對“北方”和“南方”人各有褒貶,但對廣東卻全是讚美之辭。
《中國人》是林語堂在西方文壇的成名之作,原書用英文寫成,原名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被譯為《吾國吾民》。這是一部有關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著作,它以中國文化為出發點,對中西文化作了廣泛深入的比較,旨在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使西方人能夠比較確切而客觀地瞭解中國。該書在美國出版後引起不小的轟動,曾被譯成多國文字,在西方廣為流傳。
第三章 文化的基因譜(1)
人文以化成。人與歷史俱逝,而文章長存,故曹丕說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從文章之中,我們找尋嶺南文化的基因譜;從嶺南文化的基因譜中,我們找尋嶺南文明的演進軌跡。從嶺南文明的演進軌跡中,使我們知道,嶺南何以有今日,使我們預知,嶺南明天更輝煌。
“南越文章,以尉佗為始。”趙佗的《報文帝書》,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嶺南最早文獻,反映了嶺南早期的文明和文化水平。文章代盛,文宗代出。西漢楊孚為了反對朝廷向嶺南等地索取珍異之物,撰寫《南裔異物志贊》,成為最早的嶺南著述。唐張九齡,嶺南第一進士,開創嶺南詩派,被張說譽為“後出詞人之冠”,李白、杜甫、王維極為推重。廣東文章,自此獨步中原,法傳千古。元末明初,孫�等人結南園詩社,互相唱和,成為當時中國五大地域詩歌流派之一,並以群體的力量和影響,極大地推動粵詩和嶺南文化的發展,改變了此前粵人雖有大詩人,而一地文化風氣終難興盛的狀況;粵人文化心理,也因此改變,敢說“南園五先生”,“軼視吳中四傑遠甚”。明陳獻章,創白沙心學,為王陽明(守仁)前驅,是完成理學歷史轉折的關鍵人物,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偉大的意義。嶺南學術,第一次走在了全國前列。明末清初,又有“嶺南三大家”並起,足可與“江左三大家”(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孽)相抗。清人洪亮吉說:“尚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嶺南文化以其僻處一隅,雖時有不逮風氣之嫌,也有靜處自守自得的好處,即是說它不會太追逐潮流,而堅守某種優良的文化品格,或有自出機杼的創造。陳白沙、湛若水是創造的代表。嶺南三子是堅守的代表。自此而後,經過阮元與張之洞先後十數載的督粵,兼之風雲際會,廣東文化,就漸漸走到全國前列了。
在嶺南文化的基因譜中,校庠、譜牒、師道,皆為薪火相傳之連結。連結之間,師道存焉,文化興焉。嶺南師風傳承,足堪千古者,先有張九齡與張說,後有區冊韓及陽山人趙德及潮人韓愈,南園五子與後五子,陳白沙與湛若水,嶺南三忠與嶺南三大家,康與梁,陳寅恪與劉節……其中最感人者,莫如湛若水之於陳獻章。湛氏宦遊各地,每到一處,必建書院以祠先師,而在學術上,卻並不拘泥於先師。這種師道風範,足堪獨步千古。嶺南文化就在這些師道風範的典型之間承傳、發揚、繁榮。
嶺南文化,漸臻於盛,既有賴於自身積累的沉澱,亦有賴於他山之玉的攻錯。韓愈先貶陽山縣令,再貶潮州刺史,詩人不幸粵人幸,屈大均說:“自韓昌黎入粵,粵之人士與之遊,而因以知名於世者……至今粵人以為榮。”有意思的是,韓愈本人言辭之中是瞧不起嶺南的。他為嶺南人做了些好事,僅僅因為他是一個有良心的好官員而已。但嶺南人只記下他的好處,並將之無限發揚光大。這就是嶺南人的優點,這就是嶺南文化最優良的基因之一。對此,後來的蘇東坡非常羨慕,自認所作《潮州韓文公碑》將不朽,大約看到了粵人對韓愈持久的崇拜。幸運的是,嶺南人也這樣對待他。“自從坡公謫嶺南,天下誰敢輕惠州。”坡公的聲名與嶺南人的持久崇拜是相得益彰的。這種基因的優良,更表現為雷州人對一些文化過客的念念不忘,併為之建十賢祠以尊禮。文天祥說:“諸賢何以得此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於諸賢乎哉!”如此,可以說廣東人是從善如攀,近乎偉大了。廣東地處僻遠,而能有今日的文化成就,良有以也。
雷州十賢堂記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2),字宋端,又字履善,號文山,江西吉水人。年二十,舉進士第一(狀元),累遷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