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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有一排木麻黃。一個十歲小女孩倚著樹幹，遠遠看著煙
霧繚繞中的人們。更遠的地方，有一條藍色的線，就是大海。
我也是永遠的插班生，全家人跟著槐生的公職走。每到一個地方，換一個
宿舍，又被老師帶到一班六十個孩子面前，說，﹁歡迎新同學。﹂當你不再是
新同學，有玩伴可以膩在一起的時候，卻又是走的時候了。
美術老師說，﹁今天你們隨便畫。﹂很多孩子就畫三合院，短短的紅磚牆
圍著屋簷微微翹起的老屋，後面是竹林，前面有水塘，細長腳的白鷺鷥畫得太
肥，像只大白鵝，停在稻田上。
我畫的，往往是船，正要經過一個碼頭。畫得不好，海的藍色忽重忽輕，
碼頭好像浮在水裡，船的方向，看不出是離港還是進港。
那種和別人不一樣的孤單感，我多年以後才明白，它來自流離。如果不是
一九四九，我就會在湖南衡山龍家院裡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
裡，長大。我會和我羨慕的臺灣孩子一樣，帶著一種天生的篤定，在美術課裡
畫池塘裡的大白鵝，而不是大海里一隻小船，尋找靠岸的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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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小男孩
認識了王曉波和鄭宏銘以後，我發現，找不到碼頭的，可能不只十歲的
我。事情不那麼簡單。
曉波，從十歲起，就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著憲兵營長的父親，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從江西來
到臺中。有一天，爸爸沒有回家，媽媽也不見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亂。外婆
哭著跟曉波解釋：深夜裡，憲兵來抄家，把媽媽帶走了。媽媽正在餵奶，於是
抱著吃奶的嬰兒，一起進了監牢。
曉波記得母親在押解臺北之前，跟外婆辭別，哭著說，就當她車禍死亡，
請媽媽將四個幼兒帶大。
這個二十九歲的年輕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執行槍決。曉波再見
到媽媽，只是一罈骨灰。營長父親因為﹁知匪不報﹂，判處七年徒刑。
十歲的男孩王曉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臺灣，突然成為孤兒。他帶著弟
妹每天到菜市場去撿人家丟棄的菜葉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個人到蕃薯田裡
去找剩下的蕃薯頭，被人家一腳踢翻在田裡。
讀書的整個過程裡，除了捱餓之外，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讓同學發現他
的﹁匪諜﹂身世，但是，老師們都知道。一犯錯，老師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
脫口而出，﹁王曉波站起來，你這個匪諜的兒子！﹂
王曉波後來在臺大哲學系任教時，自己成為整肅物件。被警總約談時，偵
訊員直接了當地說，﹁你不要像你母親一樣，子彈穿進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
的。﹂127
說起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的孤獨、受傷，被他轉化為與底層﹁人
民﹂站在一起的﹁我群感﹂。他很自豪地說，﹁我來自貧窮，亦將回到貧窮。﹂
我一邊戲謔他是﹁偏執左派﹂，一邊不禁想到，十歲的王曉波，也一定曾經一
個人在木麻黃下面站著吧？
我約了鄭宏銘，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濟化宮，那是一個山裡的廟，聽說
供奉了三萬三百零四個牌位。有人從日本的靖國神社，把所有陣亡的臺籍日本
兵的名字，一個一個用手抄下來，帶回新竹，一個一個寫在牌位上，為他們燃
起一炷香。
我想到山中親自走一趟，看看這些年輕人的名字。他們是陳千武、蔡新
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輝的同齡少年，只是這三萬多人，沒有機會變老。
和王曉波同樣在一九四三年出生的淡水孩子鄭宏銘，一歲時，開診所的醫生父親被徵召到南洋，上了那條神靖丸。戰爭末
期，幾乎每一條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駛的日本船
艦，都冒著被炸沉的危險。神靖丸從高雄港出
發，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美軍炸沉。
即使知道要戰敗了，戰爭的機器一旦轉動，
是很難叫停的，日本仍舊把臺灣的精英，一批批
送往南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