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大師說燕京文化:消逝的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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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但是我還想考大學，就找了一個法國教會學校，考了那所學校的插班生。1939年秋天，我畢業考入燕京大學。為了什麼選擇了燕京呢？那年暑假我到北京撿選學校，只有燕京大學不受敵偽政權控制。說起來你們這代人大概不能瞭解，愛國在我們那一代的青年來說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對於一個愛國的青年來說，是寧死也不進敵偽學校的。

燕京當時的費用是比較高的，以我家裡的條件，根本就讀不起。我從高二開始一直是靠獎學金來生活的，投考燕大之前，我也是在申請到了獎學金才下了決定的。就在我得知自己考上了燕京大學之後，老家那裡發生了大水。我的家在天津郊區，是土房，周圍的水深到了兩尺，水再高三寸，房子就會被泡塌。在那樣的情況下，我怎麼搬著鋪蓋捲去讀書？要是去了，等我一回頭，家已經沒有了啊。就這樣，等水退了，我才到燕園去讀書，那已經是1940年了。

進入燕園讀了一年半，太平洋戰爭爆發，燕園被封鎖，當時燕京的學生都被驅散，我就只好又回到老家天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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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燕園，周汝昌獲得了與在南開中學不同的體驗，“我之前所在的南開中學雖然只是一所中學，但是採用的都是英文的原教材（當時也沒有中文教材），課程有平面幾何、代數、三角學，英文課程則有語法、翻譯和作文，教學水平非常高，有‘小學府’之稱。但是南開中學也有個缺憾，那就是讓學生讀死書，學生也很少接觸刊物，對於學生來說，重要的就是拿高分。我當時在學校因為成績好還得了一個‘鐵第一’的外號。”

而從南開進入燕京，“條條框框沒有了，古今中外的書籍、各式各樣的雜誌都可以看，學生思想的活躍、學校的教學精神、校外的大書店，都讓我感覺好極了。現在讓我形容燕園的美好，我實在不知道怎麼形容，我覺得世界上都沒有如此美好的校園。當時燕園的圖書館藏書除了北京圖書館（現在是國圖）之外，恐怕就要數它了。我在燕園的課餘時間，都在那裡度過了，所以我說那裡是我的第二個宿舍。圖書館有兩層，二層是藏書庫。借書的程式十分簡單，我到了那裡，在借書單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和學號，把借書證交給館員，館員把書拿下來，書裡也有個借書單，你再把名字填上去，就算完了，無論多麼名貴的書，你都能抱回宿舍去看，要什麼有什麼。圖書館的兩層都有座位，可以坐到那裡看書。座位的四周，各種工具書（因為使用頻率比較高，不便借來借去）齊齊備備地放在那裡。你用什麼書，可以拿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用完之後，你不用管那些書，閉館之後，館員會把那些工具書歸回原位。哎呀，真好啊！”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周汝昌：兩進兩出，燕園留名（2）

“燕園的氣氛是民主、和睦和自由的，它從來不因為是一所教會大學來影響學生信奉基督教。學校裡有個神學院，在一個角落上，神學院的教授和學生在那裡安安靜靜地研究他們感興趣的神學。從來沒有人來拉你去信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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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西語系，在燕京大學來說算是人數多的，有三十來人。燕京大學為了保持教學質量，一直保持了這樣的傳統：那就是師生的比例很高，燕京大學學生人數最多的時候，也不過千數。“那時候，中英文特別好的，可以免讀，我因為中文出色，獲得了免讀的資格。但是英文還要讀，當時教英文的老師是在北京辦報多年的英文編輯；一條腿有點拐，走路顫巍巍的。我上了兩堂課，老師問什麼我就答什麼。到了第三堂課，老師問問題，我還沒有開口，老師就說：‘你不要答，讓後面的人答。下課後你跟我來。’下課後，我跟老師到了她的辦公室，她給我開了一個條子，然後讓我去找系主任謝狄克。我一看怎麼回事？老師說我不需要讀大一英文了，讓我去找系主任安排其他課程。謝狄克看了條子，也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讓我去找教歐洲十九世紀文學的老師。我又拿著條子找到了那個老師，老師看了以後很高興，因為之後她又可以多一個學生了。我向老師說了我的疑慮：大一英文雖然免了，但是十九世紀文學對我來說卻有點難。老師笑容滿面：‘我不那麼認為，你的英文水平已經足夠了。’”

說起燕園見聞，還有一件事讓周汝昌念念不忘，“當時我們西語系最有名的老師是教授莎士比亞的英國老師謝狄克，在日本人封鎖燕園的那天，他最後的那一課沒能講完，後來他到了美國康奈爾大學做教授。燕大覆校之後，他從美國回來，說：‘我還要講一課莎士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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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園被日本人佔領後，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