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大師說燕京文化:消逝的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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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芝聯：一半是燕京，一半是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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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所學校的核心人物到另一所學校的普通成員，這種身份的轉化讓張芝聯在一個不正常的年代裡沒有成為種種運動的聚焦點。“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甚極？”老子的這句話如果是張芝聯這段時期的命運的註腳，那無疑是時代的悲哀。

到了燕京大學，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老師。1951年，思想改造還沒有正式開始，但是已經露出了苗頭。在燕京，首先就是批判作為“美帝國主義文化堡壘”的燕京大學。抗美援朝之後，剔除燕京校園“崇美、親美、恐美”的活動很多，當時在燕京任教的很多外籍教授就是在那時離開了燕京。以前的老師都被糾上臺去，被批判，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接著就是“忠誠老實運動”，所有的老師都要交待自己的經歷。我比較幸運，一次就透過了。透過之後說明我就可以被信任了。被信任就可以使用。1952年亞太和平會議在北京召開，我被派去參加，做口譯筆譯的工作。隨後在院校合併中，燕京大學消失了。當時教授們都在政治上排隊，分成左中右。燕京歷史系的教授們何去何從，大概是翦伯贊和夏自強統籌的。其他院校的情況我就不太清楚了，比較複雜。在那次調整中，我被留在北大，一直擔任教授到現在。

三進三出燕園，燕京在我的頭腦中始終是一個學術自由的學校。

側記

採訪張芝聯最初很不順利，我打了幾次電話，老人都婉言謝絕。我查了一些資料以及之前一些記者對他的採訪，大多談的是專業。看得出，他不太願意談過去的事情，在他撰寫的回憶文章《我的學術道路》中，提到過去也基本上是一帶而過。直到後來我編的《逝去的大學》出版，我跟老人說起那本書，張老覺得，也許我能跟他聊些什麼，才有了這篇口述。

在張芝聯的生命中，燕京大學不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分，最重的那一部分，應該是他的父親張壽鏞建立的光華大學。從張芝聯早年的理想來看，如果讓他自由地選擇，他也許不是現在學貫中西的世界史學者，而應該是一個教育家。但是1949年之後的種種運動，改變了張芝聯的道路，也讓他與燕京大學發生了第三次聯絡，從此，張芝聯的後半生就一直生活在這個校園裡。當初張芝聯選擇離開光華重返燕園的真實心情到底是什麼樣？在我們的談話中我小心翼翼地去觸及了這個問題。張芝聯的回答很簡單，但是這個簡單的回答中，卻蘊含了很複雜的感情。我沒有探究下去，怕談到老人的傷心之處。

回到燕京之後，張芝聯在各次運動中受到的衝擊比較小，這恐怕也和他選擇離開光華有關。這些問題，我沒有在老人那裡得到求證，大概問了，他也不會說得很明白。老人更加津津樂道的是關於光華大學，他說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復興中華，復興光華”，這是張老的父親張壽鏞先生的遺言，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父親的遺願。從這個願望中，張芝聯對於早年的理想，從來都沒有放棄過，支撐他的，還是青年時代的信念。

周汝昌：兩進兩出，燕園留名（1）

周汝昌，字玉言，1918年4月14日生人，籍貫天津。周汝昌一生坎坷，20多歲時即雙耳失聰。曾就學於北京燕京大學西語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先後任華西大學與四川大學外文系講師、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編輯，現為中國曹雪芹學會榮譽會長，是考證派紅學的集大成者。代表作有《紅樓夢新證》、《曹雪芹傳》、《書法藝術》、《楊萬里選集》等。

周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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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的燕京生涯可謂傳奇，兩進兩出：他1939年考入燕大西語系，1940年才得入學，這是周汝昌一進燕園；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人封鎖燕園，周汝昌回到老家，這是一出；抗戰勝利，在老家的周汝昌聽說燕園覆校後，致信學校要求重返燕園，但是校方說復學期限已滿，於是經歷淪陷的周汝昌在1947年秋天經過再一次考試之後又一次回到燕園；直到1951年他離開燕大到華西大學任教，整整是兩進兩出。周汝昌這樣回憶他考入燕園前後的情景：

1936年，我考入了天津南開中學高中，那裡是聞名遐邇的南開大學的發祥地。我讀高二那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了，自那以後，半亡國的生活經歷就開始了。那時候，天津所有的教育部門都被偽華北政府控制，我是堅決不入那種學校去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