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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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學搬到成都，周汝昌因為家境貧寒，沒有條件跟隨前往，就回到了老家。“當時天津有個敵偽組織叫新民會，收買了很多漢奸在各地蒐羅失學失業的青年給他們盡力，我為了躲避他們的蒐羅，躲在家裡暗室裡，外面都堆上木頭板子。但是後來還是讓他們知道了我躲在家裡。沒有辦法，我只好到了一個小學去教書，推諉他們說有工作。但是在日本人控制下，哪裡能夠擺脫他們的魔爪？小學課本上的第一課就寫著：‘太陽出來了，快來看太陽！（日本的國旗是太陽旗）’亡國的滋味，屈辱啊！我和父親，為了抵制日貨，寧可麻煩費事，買東西也要在上海唯一的國貨公司三友公司郵購。這些心情，現在的年輕人大概不能體會了。”那段時期，“我跟老師顧隨把燕園作為祖國的象徵（燕京人從來沒有把燕京看成美國的學校）詩詞唱和，隱諱地表達我們對日本人的憤慨。我們懷念被日本人佔領之前在淪陷區作為中國象徵的孤島燕園，這種心情，當時有多少人能夠明白啊？”
“燕園覆校，我在老家並不知道，淪陷中的人耳目閉塞啊。後來我從一個同學那裡聽說：‘咱們的學校回來了。’我一聽，就想：無論想什麼辦法我也回到學校。那時候我正在天津的一個學校做小職員，因為國民黨欠薪，我們跟當局發生衝突，我作為爭欠薪的首要人物，第一個被學校開除了。我又是失學又是失業，我跟家長商量：‘我不能再做小職員，這不是我的生活之路。我要回燕園去，完成我的學業。’父親對我的想法很支援，但是家庭條件困難也是事實，難啊。我說：‘我可以跟我過去的老師聯絡，我還能爭取到獎學金。’1947年秋天，我給過去的老師們寫信，說我想回去。他們回信說：你回來我們太歡迎了，但是給你問了註冊科，你的學籍過期了，你想來只好再做插班生考試。我一介書生，什麼都怕，就是不怕考試。過去我的同學們，有的都已經做了先生，他們看到我的卷子，都笑了。為什麼笑？過去我是他們的老大哥啊。我重返燕園之後，之前那一年半的學分還算。看到當時已經做了先生的那些同學，我說：你們都是我的先生了啊。大家不勝唏噓。那時我年齡也大了，心情也變得淒涼，經歷了八年抗戰啊。另一方面，我是悲欣交集，學校覆校之後，基本跟原貌無異，這是讓人感到欣慰的。過去的老師很多人都不在學校了，過去的同學有些成了先生。”
周汝昌：兩進兩出，燕園留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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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燕園，物是人非，過去的老師多已不在，昔日的同學今日成了先生，周汝昌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在採訪周汝昌之前，記者曾經和周汝昌的女公子透過幾次電話，周先生的女公子告訴記者：“父親看了你謝司徒雷登的文章，提到包貴思，讓他想起了一些往事。”
當我坐在他的面前，聽年近九旬的周汝昌說起包貴思女士的時候，他依然感念不已：
我重返燕園的時候，耳朵已經壞了，她把我安排在座位的第一排，把聲音提高了。她跟我說：“我講課的聲調，正常的同學聽起來恐怕會覺得不舒服，但是我為了你能聽清，只好提高了。”有一次，包貴思老師給我留了一個作業，針對一篇小說寫一個評論，她給了三本參考書，規定了一個期限讓我完成。那時我的興趣已經轉到線裝書方面了，年輕的我心高氣傲，竟然膽大妄為地想把大文豪陸機的《文賦》翻譯成英文。我每天泡在圖書館，看線裝書，翻譯，忙得不亦樂乎。忽然想到老師留的作業要到期了。我記得是在一個下午，我坐在宿舍裡，翻出老師給的參考書，拿出我們寫作業專用的稿紙，一氣呵成，用英文寫成了長達60頁的論文。寫到最後幾頁，我清華的一個同學到我宿舍看我，看到我聚精會神的樣子，不忍打擾，就坐在我旁邊看著，直到又過了半個小時，我把論文寫完，一字不改。
我把寫完的作業摺疊號，寫上自己的學號：40062。交給了包貴思老師，有一天包貴思上課，臨下課的時候，包貴思叫住我：“周汝昌，你週三（具體日期我記得不太清楚）到我家來吃頓晚飯。”到了我如約趕到那天，我一進門，還沒有落座，包貴思把我那份卷子拿出來給我看，上面寫的是英文的評語：這份卷子所評的值不是一個分數，而是教員的一鞠躬。我感到誠惶誠恐：“我哪裡敢當？”包貴思說：“不，你這個paper當得起我的話。”
包貴思女士（）
當週汝昌的英譯《文賦》完成的時候，按照慣例，西語系裡為周汝昌舉行了一個報告會，所有外語系的教授都參加。
“在報告會上，我用英文報告了我翻譯的過程，包括用的什麼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