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大師說燕京文化:消逝的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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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家教為我講國學，上了大學之後，由於上的是美國的學校，回到家裡還要跟著家教學兩個小時的國學。家教教我的內容，無非是經史、文字學、訓詁學之類。老師是按部就班教，我卻不是按部就班學，我自小貪玩，對這些東西也沒有興趣，讀二十四史，也不過是草草了了。不過對於詩詞歌賦，我興趣很大，在這方面倒是下了不少功夫。我轉入國文系之後，別的同學都沒有我的基礎好，反倒成了尖子。這下子我感覺老師教的那些內容我都會，可以不用學了，貪玩的心更大了。有一次鄧之誠先生講課，我揣著蟈蟈葫蘆就進了課堂。在鄧先生講得正興致勃勃之際，我懷裡的蛐蛐響了。鄧先生很不高興，把我趕出了課堂。”

談到燕大生涯，王世襄興趣盎然，但是當我說道要寫他，他說：“先寫別人，我在燕大，那時候是差等生，十足的另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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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的父親在燕大附近有個園子，被人稱為“王家花園”。四年的大學生涯，王世襄除了上課，就是在這裡玩：養鴿、架鷹、遛狗。王世襄的玩，玩出了名堂，關於鴿子，他後來寫出了《北京鴿哨》；關於蛐蛐，他後來整理出一本《蟋蟀譜整合》，其中的《秋蟲六憶》被黃裳先生譽為“值得再讀三讀而不厭的名篇”；關於鷹和狗，被他寫入被稱為“奇書”的《錦灰堆》。不過，1939年王世襄考入燕京研究院之後，王世襄決定“不玩了”，他要浪子回頭，好好唸書。這個決定，是因為慈母的逝世。　。。

王世襄：大器晚成的燕園“差等生”（2）

“1939年春天，母親去世了，對我的衝擊很大，我覺得那樣玩太對不起家裡，決定好好學些東西。那年秋天，我考入燕京研究院。因為母親和舅舅都是畫家，我自小受這方面的影響，對美術興趣濃厚。但是燕京當時沒有美術系，我只好選了與美術和國文都有關係的一個題目：《中國畫論研究》。畫理論所講的都是美術，內容卻是用文字來表現的。這個題目是我做的最早的一個題目，也是最難的一個。按理說，理論應該結合實物來寫，可是那時候到哪裡去看實物啊？故宮的文物都南遷了，私家的東西，很珍貴，一看我一個毛頭小子，也不肯拿給我看。就是連出版的書籍、印刷的圖案也很難看到。但是我既然確定了這個題目，就一心一意地要完成。我身上有兩個極點：玩是全身心的，要學也就是玩命的學。但是這個題目太大，想把中國幾千年的美術理論都囊括進去，不是一個年輕人想寫就能寫好的。到1941年我研究院畢業，論文透過了答辯，但是這個題目卻只完成到宋末時期。

畢業之後，我本來想繼續在燕大里利用圖書館的資料把書稿完成，但是珍珠港事件之後，燕京大學被日本人關了，司徒也進了集中營，我就回了家。父親不讓出去工作，因為那樣就成了漢奸。同時他也認為做事情應該有始有終，讓我繼續寫《中國畫論研究》。又用了兩年，我完成了《中國畫論研究》，書寫完後，父親的一些朋友，還有一些研究這方面的行家，對此很讚賞，但我自己一直都不滿意，覺得這只是一個材料的羅列，要做好，還應該下個十年八年的功夫，結合實物，理出自己的看法。所以這本書一直沒有拿出來出版。一直到解放後的1955年，把書稿放到人民美術出版社徵求意見，隨後出版社告訴我計劃出版，但是我覺得還應該修改一下，又要回來了。”

在燕京研究院，王世襄雖然沒有完成《中國畫論研究》，但是卻因此認識了後來與他一生相濡以沫的老伴袁荃猷。“她那時還在燕京讀本科，要編寫一本小學美術文化教材，因為燕京沒有美術系，她的系主任告訴她：‘研究院有個叫王世襄的研究生正在研究美術，你可以找他給你做導師。’不過，我當時的女朋友並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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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王世襄選取的題目別出心裁，同時也因為燕京並沒有藝術系，所以有人提議把王世襄送到哈佛去學習，但是由於王世襄過去貪玩兒的“惡名”，這個建議被當時負責哈佛燕京學社的洪業否決了。

“燕京有一個哈佛燕京學社，每年派學生去哈佛念博士，齊思和、週一良、翁獨健等都是這樣去的。1941年我快畢業時，課分不錯。討論時，有人提議要我去，因為燕京沒有藝術系，難得有一個學生研究藝術，可以派他去。歷史系主任洪業（煨蓮）先生是福建人，他也是哈佛燕京學社負責人，和我們家很熟。他說我精力過人，但不務正業，這兩年稍微好一點兒。如果真正用功，以後會有成就。他認為我是個未知數。獎學金有限，不能押在一個未知數上。他這一說，別人也就不提了。後來有一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