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大師說燕京文化:消逝的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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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周汝昌在燕京大學西語系畢業，當時正是中國政局發生天翻地覆大變化的時期。擺在周汝昌面前的選擇則是：是選擇工作，還是選擇繼續讀書。周汝昌選擇了後者。

“我畢業的時候，新聞總署派專人到學校，要求推薦一箇中英文兩方面成績都好的人。學校推薦了我，新聞總署的人去的時候，我正好進城了，不在學校。回來之後聽到這個訊息，覺得自己的英文可以勝任，但是自己沒有學過新聞，而新聞是涉及政治的，跟我所學的完全不是一個套路，這個工作並不適合我。我就跟學校說：‘要是新聞署再來人，就替我婉絕吧，我的志趣還是想做學問。’當時中文系正要成立研究院，系主任高名凱很希望我能考中文系的研究生。就這樣，我進入了中文系的研究院。研究院的學生是有津貼的，不用獎學金也不愁生活。在研究院讀到快畢業的時候，華西大學的教授文在宥在刊物上看到了我那篇寫陸機的論文，給我拍了一封電報，說要聘請我。我正在準備研究生論文，接到電報後我找到高名凱先生，把電報拿給他看，我說：‘這樣的機會我以後找也找不到，不用做助教，直接做講師，我想去，我能不能到那裡一邊就任，一邊完成我的論文？’高先生說：‘沒問題。’臨走時，我問高先生到了華西大學應該注意什麼，他告訴我：‘多注意政治。’就這樣，我在1951年離開了燕京大學，到了華西大學教書。1952年，院校大調整，華西大學變成了醫學院，其他部分併入四川大學。我在經歷了思想改造之後，留在了成都四川大學。”

“後來我在人民文學做編輯的時候，寫《紅樓夢新證》，書出版時，需要增加圖片，我和那本書的編輯又回到燕京圖書館，那時已經是北大圖書館了。圖書館的老館員還在，他居然還認得我。趁借書的當口，我還專門跑上二層看了一下。”

“感謝這樣一個學府，成就了我這樣區區一個還算學者的人。”

（注：所引都出自周汝昌口述）

王世襄：大器晚成的燕園“差等生”（1）

王世襄號暢安，文物鑑賞家、收藏家。1914年5月生於北京。1938年畢業於燕京大學，之後獲該校文學碩士學位。1946年出任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在北京清理追還戰時被劫奪的文物。1947年起，歷任北京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及陳列部主任，中國音樂研究所、文物博物館研究所和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副研究員。1980年後，任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王世襄研究的範圍很廣，涉及書畫、雕塑、烹飪、建築等方面，他對工藝美術史及傢俱，尤其是對明式傢俱、古代漆器和竹刻等有獨到研究。主要作品有《髹飾錄解說》、《明式傢俱研究》、《北京鴿哨》、《錦灰堆》等。2003年12月，王世襄獲得荷蘭克勞斯親王最高榮譽獎，成為第一位獲得這一旨在鼓勵藝術、思想交流的國際大獎的中國人。

王世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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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在北京度過八十歲生日，是1994年的農曆五月。同是燕京大學畢業的老伴袁荃猷為了給他祝壽，把他一生的成就和興趣濃縮在一張剪紙中，取名《大樹圖》。1996年，82歲的王世襄以《大樹圖》為藍本，作五言136韻，敘述他一生的生活以及治學經歷。在長詩的開頭，王世襄這樣寫道：“髫年不可教，學業荒於嬉。”在《北京鴿哨》一書序言的一開頭，王世襄起筆寫道：“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於嬉。”1934年，王世襄在擔任外交官的父親的安排之下，考入燕京大學醫預系。

“我並不喜歡上醫預系，但是父母的意思都傾向讓我讀醫預系。父親當時在政界，前清時父親曾經留學法國，後來又做留學監督，之後又在外交部任職，擔任中國駐墨西哥公使。父親雖然身在政界，但卻覺得政界沒有意思，在他看來，與其在政界當個官僚，還不如當個自由職業者。在他的安排下，我上了燕大醫預系。但我對理科的東西沒有一點興趣，讀了兩年，多門不及格，差點被燕京大學開除。當時燕京大學有個規定：對於這種情況的學生可以為其轉系，轉讀跟現讀專業跨度比較大的專業，如果成績及格，還可以在燕京續讀。於是我就從醫預系轉到了國文系。協和許多大夫，都曾經是我的同班，現在他們也都老了。

“在我讀大學之前，家中一直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