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大師說燕京文化:消逝的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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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我，把我叫過去說：‘學校開會討論去哈佛留學的人選，有人提到你，讓我給否了。’父親是洪先生的朋友，母親又和洪夫人很熟，我回家後就把這件事情告訴了父母，父母說：‘洪先生這樣做是對的，你這樣貪玩，原本不該奢望被送出去。’　當時燕園的師生就是這樣，很融洽，也不存芥蒂。洪先生把我否決了，還主動告訴我。而我也沒有覺得洪先生這樣做有什麼不對。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王世襄：大器晚成的燕園“差等生”（3）

1980年，是解放後我第一次有機會出國。當時文物局在美國辦展覽。到波士頓，我見到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我說要見洪先生。費夫人開車送我去。當時我還沒有多少成果，只帶了一本油印的《髹飾錄解說》給洪先生看。他很高興，又講起當年否定送我赴美留學的事。他還哈哈大笑，說：我沒說錯吧，只要努力還會有成就的。這是我最後一次見他。”

沒有去成哈佛燕京學社，可是王世襄還是想到國外去學習，他找到了司徒雷登，表達了他的想法：

“當時司徒雷登住在臨湖軒，同學們如果想找校長談話，無需預約也無需通報，很方便就可以見到他。我在燕京研究院碩士快要畢業的時候，打算到國外去留學，想讓司徒給我介紹一個學校並提供獎學金。我到了臨湖軒，找到司徒說了我的想法。司徒聽了之後說：“好，你準備一份材料，我幫你投遞出去試試。”但是對於結果，他卻不敢許諾一定能成功。他把我的材料寄給了幾個學校，但是後來都沒有訊息，我出國留學的事情最後不了了之。後來他到南京當了大使我還見過他一次。1946年，南京舉辦一個大型展覽，我被邀請去作解說員。正好趕上馬歇爾去看司徒雷登，我碰到他們說起這個展覽，我們同坐一輛車子到了展覽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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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燕京大學被日本人關閉，王世襄回到了家中，在父親的勉勵和監督之下，又用了兩年的時間完成了《中國畫論研究》。“那時父親已經老了，身邊沒有人照顧，但是他還讓我出去闖蕩。因為我不能在淪陷區任職，又不能在家無所事事。我就到南方去了，經過成都時，在成都覆校的燕京要留我做助教。我沒有答應，後來又到南遷的故宮，父親的小學同學馬衡先生安排我做秘書，我跟他說：‘我想看看東西。’馬先生說：‘那哪能讓你看，都在山洞裡封著呢。’我覺得做秘書寫文案沒有什麼意思，也沒有答應。”

王世襄還曾經想去歷史語言研究所，因為那裡集中了很多大學問家。在梁思成的引薦下，王世襄見到了傅斯年，傅斯年問他：“你是哪裡畢業的？”王世襄回答說是燕京大學。素有“大炮”之稱的傅斯年當場回絕王世襄：“燕京畢業的不配到我們這裡來。”最後王世襄只好在梁思成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當了助理研究員，實際上則是學徒。

1945年抗戰勝利，王世襄被派到平津地區追回被日本人掠奪的中國文物，經王世襄之手追回的文物“共六批，總數有兩三千件之多”。“如加上從東京運回上海的善本書107箱，數量當以萬計。”這段經歷，後來被王世襄寫進了《錦灰堆》二卷（見《回憶抗戰勝利後平津地區文物清理工作》）。也是這段經歷，後來讓王世襄吃盡苦頭。

1949年8月，也就是新中國成立的前夕，王世襄回到了北京，進入故宮工作。

“當時故宮還沒有成立博物館，我當時並沒有想到做研究，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整理文物上，玩命地幹，沒想到落了這樣的下場。母親去世之後，我一直埋頭問學。在那個年代裡，很多人受到致命的打擊，有些人就自殺了，有些人則鋌而走險捨命反抗。我想這兩條路都不能走，走了自己也就玩完了。我那時就認定了一個道路：堂堂正正、規規矩矩做人。但是光這樣還不行，還要好好想我能做什麼。我有舊學的底子，我能夠研究一點自己喜歡的東西，比如傢俱。自己選定了這些題目，認為值得研究，也不等國家給什麼任務（那時候國家也不會覺得這些有什麼價值），決心埋頭狠幹三四十年，幹出點成績。

“故宮要成立博物館的時候，我就有個想法：把故宮作為皇家博物館，一切保持原樣。但是在那個時候，我哪敢說這樣的話？就是說了上級也不會同意，這大概就是故宮的命運吧。結果現在故宮有些原狀都不復存在了。當時我在故宮奉命做一些展覽，也只能在階級鬥爭上做文章，比如皇帝和平民的生活對比，一方面極力表現過去帝王的奢華，另一方面極力表現平民的生活疾苦。現在把這些東西擺出來，都會讓人家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