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光復:華文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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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超越了由君王們操控的範圍，這樣，上帝的權威才最終籠罩一切，也決定一切。我想，這是歐洲由中世紀而進入近代史之際所發生的最大轉機之一，它使古希臘的古典民主思想轉換成為一種宗教式的哲學教義而獲得社會性的鞏固，從而從社會意識形態上去除了君權獨尊的可能，並拓展了人們在現實社會中發現自我的全新世界。如果說它存在著唯一的不好，那就是它使人們相信了上帝。而在這樣一個充滿可能而人類又無知確切知曉的世界裡，存在著一位充滿善意與美的上帝，並沒有什麼不好。至少，因為上帝的存在，讓人間少了一些很可能十殘暴而獨裁的君王們。

在阿奎那的哲學體系中，上帝以至高無上的權力釋出了人人都應遵守的律法，同時也涉及了人的靈魂、智慧以及社會倫理等等問題，也就是說，阿奎那以上帝之名將人類社會的諸多重大問題的解決交給了上帝而不是皇帝，從人類社會學以及哲學的實用性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幾乎與阿奎那同時期，弗蘭西斯教團中的羅吉爾。培根也是一位集數學、最早的實驗科學和哲學於一體的經院哲學家。在這段歐洲思想啟蒙前夜的哲學大探討當中，培根可以算作為第一位注重實驗知識的哲學家，這使經院學說中開始有了科學的種子，也使他得到了近代哲學與科學界的賞識。在他的《大著作》中，培根對人類之於知識的愚昧進行了研究，並歸納出四種原因：第一，由脆弱而不適當的權威所樹立的範例；第二，習慣的影響；第三、無識群眾的見解；第四，在炫耀外表的智慧之中所掩飾自己的愚昧無知。培根認為，這四種災害產生了人間的所有罪惡，而以第四項尤為惡劣。

我在想假使在六百年前的中國也誕生並證明出一個至高無上的上帝，併為此而建立起一個比皇帝還要權威的教皇體系，那麼，朱元璋是不是也會成為這位上帝撫照之下的一個普通的國王，而中國的文人們，除了給皇帝寫奏摺之外，興許會有一大半投身於為上帝的服務，以致於能夠擺脫掉君權獨尊而唯唯諾諾的尷尬，如果比較起在掌握著生殺予奪權力的皇帝手下的不自由與掌握在上帝神聖旨意之下的不自由，後者的不自由中至少保留了思想者們尋求與上帝對話的通道，而對話的物件，就是上帝本身。而在中國，人們對話的物件只有皇帝，而且，皇帝極少會與你對話，因為你只是他無數財富中的微渺一件而已，像你這樣的人，皇帝手中有無數，所以有你一個不多，無你一個不少，其結論是：你是沒有價值的。

這樣的邏輯很好推匯出另外的一個結論：當一個皇朝建立在一個沒有價值的基石上時，這個皇朝是無法存在多久的。這就是中國所有封建歷史的終極結局。這樣的結局，不斷髮生又不斷持續，以至使中國社會完全麻痺，整個社會機能失去功用。它恢復的時候，是在上個世紀末才剛剛開始。直到今天，中國的社會仍然保留著這種相當明顯的歷史麻痺症。

無為的社會價值觀（1）

從十四世紀即明朝開始，中國的社會就很正式地進入了整體停頓時期。依據梁啟超的史評，對這種國家和社會之無為的歷史則要更早些：自有史以來，中國之不競，未有甚於宋之時者也。也就是說，自宋朝開疆，中國就“不競”了。到了明代，這一“競”更是消失得無影無蹤。縱然歷史學家們還會從種種細密的歷史角落中搜尋出一些明朝時期產生的“民本主義”思潮和“工商業”發展的影子，但這些都無濟於這個社會在皇權獨尊與無所創造的主導方向上的改變。到了十五世紀上半葉，由中國明代永樂年間開始還有一場聲勢不小的遠洋船隊，由一位叫鄭和的太監所率領，自1405而至1433年，共二十餘年時間內，以七次之多遠航西洋，最遠抵達到了非洲東岸。對於一個大國，這樣的遠航勢必會有些收穫，然而鄭和除了帶回來一些僅僅讓皇帝賞玩的奇珍重寶之外，這些耗資巨量的遠航並沒有為這個東方之國帶來更進一步的發展和啟迪。僅僅在鄭和死後半個多世紀後，哥倫布便在1492年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而達。伽馬則在1498年發現了印度，之後整個歐洲便展開了它的第一次全球擴張。

直到今天，中國歷史學家們都習慣於對鄭和下西洋以一種沾沾自喜的方式來表達，更刻意著墨於中國的這位太監是如何比西方人早八十年發現了更大世界。這是一種很可笑的歷史觀。歷史給我們留下的事實是：中國並未因此而發現世界更多！這個古老而又巨大的東主國家，在漫長時間內一直都深陷於一個純粹自我的單極世界中，這是一個國家乃至整個國民的意識形態，在這個意識形態中，除了皇帝，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