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光復:華文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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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其它，而她的國民們，也有著一個除了自家不再有其它的極其自私的思想。因此，到十六世紀初葉，葡萄牙以及西班牙再及荷蘭佔領澳門和臺灣，以及耶穌會教士進入中國傳教，便漸漸成為了中國歷史演義中的一幕全新景象。可以說，最早開啟的全球化程序中，中國扮演了一位懵然無知的東方痴人，沉浸在自己的獨尊之夢中，由外面的世界漸漸侵襲直至最後驚惶失措地醒來。對於世界觀這三個字，從上個世紀初直至今天，一百年時間中，中國人的絕大部分仍然是一頭霧水。

對於中國之所以產生這樣一種令人痛惜或是令人憤慨或是令人嘆惋的結果，其根本的原因，也是中國近代到現代（現代則要少得多些）的思想家們探討了許久的。在此我還是更傾向於十三世紀的培根對於人類愚昧而致社會的罪惡的看法。他在1271年著寫了一本《哲學研究綱要》，其中就對歐洲中世紀那幫無知而刻板的僧侶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抨擊，為此，培根付出了被投入監獄長達十四年之久的代價，1292年他終於獲得了釋放，但出獄之後不久便死去了。羅吉爾。培根在其生前幾乎沒有獲得過什麼讚賞，但在歐洲的近代史中卻屢獲殊榮。他是一位博學家，更是歐洲科學思想的發軔者。我在前一章中談到了他對於愚昧之於罪惡的四種原因，請注意，這是尚在中國明朝還未建國之際的歐洲所產生的思想。培根談到了由於脆弱而不適當的權威所樹立的範例，還有習慣的影響以及無識的群眾的世俗見解，在第四種原因中，他特別指出了那種“在炫耀外表的智慧之中所掩飾的愚昧無知”，而且他認為，在由這些愚昧所導致的人間罪惡，由第四種愚昧所產生的後果最為惡劣。

七百年前培根的見解幾乎可以拿來作為對東方中國文化的批判與反思一用。這樣一來，我們也就可以超越東方傳統思想家們自己所設的邊界和情感偏頗，將中國歷史的諸種形成根源置於西方思想標準中作一種類似於科學的解剖，從而重新有所發現（譬如我們尚以為無礙的闌尾或是以為有用的童尿以及原對的蜥蟀）。

我們先看看第一條所涉的“脆弱而不適當的權威所樹立的範例”：這在中國直至今天，似乎都是一個通例。什麼是脆弱？以心理學來測定並結論，就是嚴重的不自信以及心理抗障能力低下。在中國，這種脆弱是普遍的，而反過來，面對這種脆弱國民心態的那些障礙力又是極其多元的。這種脆弱導致了一種風箱裡的老鼠效應，使中國人最善於人人自危而不得其所。在這種群體的脆弱心理中，權威的建立往往是由荒唐而至的，培根在此使用了“不適當”的界定。他深知，在一種脆弱的社會心態中，任何權威的樹立更多都將是不適當的。也就是說，在脆弱的集體中，權威最好不要有，需要的恰恰是啟發和激勵。然而在中國，這種群體的脆弱所致的群體無意識，使無數的偽權威獲得了滋長的優良條件。中國詩人杜甫在《石壕吏》中描寫過中國的百姓是如何畏懼於一個小小的村官，中國的科舉制則在明朝時發展至八股文的最高境界而一統天下的文化，一篇《范進中舉》，將中國文化人的愚昧與極其低下的心理承受能力表現無疑。當中國朝廷的政令一出，天下莫不噤若寒蟬，中國的皇帝一怒，莫不伏屍百萬流血千里。種種這些，都是中國偽道與偽文化周行不止的因由所在。而這些“範例”之所以能夠長久地植入中國國民與社會之中，皆因為中國集體的脆弱而至。這一脆弱，不僅於民間百姓，於朝廷和皇帝皆是如此。所以，也才有了十九世紀的西太后在英法聯軍越洋奔襲之下的倉皇出逃，有了大量喪權辱國的條例簽定。很多近代與現代的中國人往往要觀史而怒罵，殊不知，其罵過之後，自己原也是這懦弱與脆弱的其中一個，極少有去留肝膽兩崑崙的壯士。培根者，莫非東方中國之西方良醫也？於未見已知癥結，於無之中已得確診，僅此一條，便令人歎為觀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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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為的社會價值觀（2）

在其所列的“習慣的影響”以及“無識群眾的世俗見解”兩例中，愚昧之弄中國是歷史悠久的，也與第一例中的“脆弱”直接相關。在“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的國家與社會定義下，這種單極的封閉中國是令所有人恐懼的。這種可怕一方面是人生的無價值，而另一方面，這種無價值的人生所輸出的集體能量又是極其可怕，以致中國社會性的集體反動。在愚昧之下，單極社會的各個因子都無法獨立成立，而必須由整個系統發揮作用，因此，它直接導致了皇帝需要依賴人民而人民也需要依賴皇帝的奇特組合，這種組合經過千年的執行，已變得十分強大。這是一個癌細胞的生長模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