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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號為唐,建都長安。自此,唐都近三百年,開創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東方帝國時代,尤以公元755年安史之亂前的130年餘年,更是盛世唐朝享譽海內外,其文化的碩大成果,迄今仍遍佈海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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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理想:唐太宗與貞觀之治(1)
公元626年6月4日,在長安宮城北門的玄武門所發生的一場兵變,使唐都的命運得以獲得非同尋常的改變。唐高祖李淵的次子李世民以這一方式而肅清家族障礙稱帝,由此開啟了唐朝的貞觀年代,從公元627年至649年共計22年,成就了唐朝步入繁榮的盛世之端,史稱“貞觀之治”。
從秦始皇帝贏政到漢高祖劉邦,再到漢武帝劉徹與三國的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的出現,可以說是將一條大中華國家理想再續的一個統帥,而這一條歷史的時間軸,也由此而延伸了近900年(從秦始皇首次統一中國的公元前221年至貞觀23年公元649年),並在太宗這裡,將一個大國的理想和作為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前面所談到過英雄創造歷史的言論,也似乎在唐太宗身上獲得了很好的印證。
李世民這個人,在未登帝王之基時,就已是一位人中之傑了。作為李淵的次子,還在其父充作隋朝的太原留守時,就顯然出思度國家大略的才能,並能在錯綜複雜的各種力量中發現經略之機。在他的四個兄弟之中,以他的戰略眼光和軍事韜略以及統帥作戰之能力為最高,可謂天之驕子。從公元618年建唐到624年唐軍將各地農民軍和地方地主割據勢力完全剷平的6年中,每一重要戰役無不以李世民親自負責指揮,因此,這也使他將自身的智勇才幹獲得了難得的實戰提升,對於一位有著雄才大略的天才而言,這不啻是一個極好的演練。以致李世民的文治武功,招致太子與同門兄弟的妒恨。玄武門之兵變,看似是李世民的一次內宮預謀,而更大意義上,則是李世民意欲作為天下而不得己的抉擇,也是唐朝國運的一次根本扭轉。因為這一變,而使一個國家從此擁有了真正的統帥。如果不是李世民,唐朝在公元626年的開端很有可能變得平庸無奇。
這種皇宮權柄的相互虢奪,自是權利中心所產生的颶風般演變,自戰國紛亂及秦以來,有楚漢之爭,演垓下之敗,又有漢太子之爭,引呂雉之亂,再有王莽攝政,篡位為新,到漢末之時,更是群雄爭奪天下,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故有奸雄之號,而魏晉之亂,更有司馬昭之心。朝代更替,也是人類社會的一種代謝,然而因天時地利人為之故,往往導致新不能履而陳腐不去,這在中國歷史上倒是一個真正的主旋律。對於宏大的時代演進,有著過去、現在與將來的多層之慮,更有在時間上與空間上的大環境和大背景遷移,這樣闊大恢宏的客觀能量,以個人之力,往往不能悉數覺察,所以也就只能按部就班難有真正的作為了。因此,開創歷史的人,要在歷史的諸端之中審時度勢,積蓄非凡之力,作為於千鈞一髮之際,解民於倒懸之危,救國於大廈將傾之時,僅以牽一髮而動全身,指一點而改江山國運,這樣的雄才,不是天下人人皆得而有之的。不是英雄,則不能來作為,人若有自知,則天下可以安定了。而問題的關鍵大多在於:我們對自己一無所知,更對世界一無所知,而更多情況下以及很漫長的時間內,我們每一箇中國人都會覺得自己很優秀(我不知道這一結論和這種心態究竟是如何得來的)。
中國在唐朝建立之前所經歷的四百年分裂,使每一個人心裡都在懷念漢朝的大統一,同時也將這樣的統一大國作為榜樣而追求,這種追求的迫切在唐太宗這裡表現得十分酣暢淋漓,並且也發揮到了一個新的極致。而近三十餘年的隋朝的短暫興盛,又使唐太宗有了一個十分類似於漢朝建立之前統一的秦朝一樣,如此,唐朝的光復夢想便藉此而興。
光復一個國家的光榮夢想與獲取一方獨大的權力,之間是有著很大的人文區別的。這中間的差異,還不能僅僅停留於志向與抱負的大小,更是兩種不同的戰略眼光所致,更深刻的,則是由國家與民族(乃至人類全體)的價值觀而決定,這個價值觀有沒有,往往區分了一個時代與一個歷史人物的作為。唐太宗對這一價值觀的確立是明確而且堅定的。在經歷了隋末的農民大起義以及隋朝傾間覆亡的教訓,都是他所親眼目睹的最好教材。國家統一的意義是什麼?一個國家最高權力掌握者的責任是什麼?君王的作為是什麼?國家機器所謀求的最終目的是什麼?乃至於李氏家族中的內部傾軋和骨肉相煎以及由自己所親手發動的玄武門事變,其中的許多,都是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