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光復:華文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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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立帝王所周慮的問題。至於隋亡，則是他與群臣經常討論的話題，從這一角度來看，唐太宗對於掌握國家以及國家命運之大略，其責任與目標是十分清楚的，他還清楚，國家的勵精圖治不僅僅需要他自己清晰，同時更需要向國之要臣們以及內宮太子講清楚，並需要將這樣的一個國家理想昭示天下，使人人均能為國作為。

大國理想：唐太宗與貞觀之治（2）

譬如由隋而始創並至唐而興的科舉制，為國中取才開創了姿彩紛呈的文化畫卷，同時也為唐朝國家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資源庫。唐太宗從創國立基中經歷過來，深知人才對於經國濟世的重要，在科舉取士上，有意增加進士的名額，比其父時要多出近二倍。剛上任的貞觀初年，他就在科舉放榜之日到端門察看，見新進士從榜下綴行而出，便喜不自勝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這種天下取士而為國的人才戰略，引得一片讚賞，當時就有民間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說的就是這種“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帝國人才興盛的勝景。我想，若是魏武帝曹操在世，也會對此而由衷讚歎的。

唐太宗對於建立一個統一國家的理想究竟是什麼？這是一個頗為值得研究的歷史課題。公元626年距今正好1380年（公元2006年），這位近十四個世紀前的中國皇帝，對當時剛剛統一起來的東方大國有怎樣的一個藍圖勾勒？這個藍圖之中是否還有著他自己的某個心願？在所有描述太宗的治國思想與唐代歷史著書之中，《貞觀政要》是視角獨特而精闢的一部，而其意義也早已超越了對唐太宗個人的記寫，而成為富有東方智慧和國家經邦大略的國家領導學，對於今天的中國乃至全球化世界都有著深遠的意義。《貞觀政要》由唐代史學家吳兢所著。他任史職近30年，奉職於太宗身旁，太宗每有談話，都由他記載。因而，這部十卷四十篇的《貞觀政要》從不同側面記載了唐太宗在位23年中，與大臣們圍繞治國安邦所進行的對話和大臣的勸諫奏疏，內容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管理、人民教化，可以說，《貞觀政要》是一部全面總結貞觀之治的國家之學與政治之學，同時透過生動的談話而展現出1300多年前一個大國領導者與諸多高階官員的政治家風采與個人魅力，是一部讓今天都讀來受益的治世之書。

太宗對於國家人才的任用上，都是採取的唯德才是舉，不避前嫌，以致許多原來屬於政敵的良士都成為了他的重臣，這其中以魏徵尤為突顯。魏徵這個人，是一位頗有國家政略與俠氣豪情的大臣，時常都與太宗討論國家大事並提出自己的觀點，令太宗頗有受益。有一次太宗問他作為一國之君如何可以辯別審時度勢與判斷事物的智慧與愚蠢（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魏徵就指出“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這一法則，讓太宗心悅誠服。這種君臣之間的研學討論，使太宗始終能夠保持頭腦的清醒，為了做到這種兼聽周顧，不失之於武斷和失察，他將各地都督、刺史這些地方官吏的姓名寫在自己屋內的屏風上，朝夕省覽，隨時記注這些官員們的行為過失以備賞罰。這種敢於納諫和君臣公開交流的舉措，主動促進了良好的國家政治風氣，使一批優良的國家幹才湧現出來，使得社會吏治清明有效。

太宗自己所說過的話中，有一句十分重要，即是他對國家、人民與政權之間的關係審度與平衡，他指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懼！這一席話，是他對太子所說的，同時也成為了留鑑至今的治國安邦的至理名言。他還繼續談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

這些話，都是太宗與近臣論國事而說的話，從他的話裡，可以看得出，太宗對於國家與君主的使命就是“存百姓而有道”，這一至深理解，與今天中國政府為“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服務的國策立基點完全相同。

對於自我檢省和體察，太宗也有著驚人的客觀角度，以致使許多良臣敢於直諫。他透過諫言而進行自我對照，時時修正檢點，這種襟懷猶為可貴。如前所說的那個大夫魏徵，有時直諫到當眾冒犯篾君的程度，令太宗甚為惱怒，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想殺了魏徵（這一點可見封建制度的不寬容），然而終於還是被國家大義所止怒，魏徵去世時，太宗不禁大哭。在對魏徵的評價上，太宗結合自己與國家經略，這樣說道：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