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來·110年的中國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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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可能的權力競爭者汪精衛正在北京主持葬禮。

而此刻毛澤東正在湖南老家思考如何鼓動農民革命。毛在自傳中對這一段時間所提不多，他只說“孫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後，蔣介石被任命為總司令，汪精衛任政府主席”。R·特里爾在毛澤東的傳記中說，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把革命重心放在了城市，他們不太理睬32歲的毛澤東對農村的意見。城市從來就沒有讓這個來自山裡的青年愉快過，他興沖沖地前往北京，卻發現自己很容易被淹沒在人才薈萃的北京大學裡，時代偶像胡適甚至不願與他探討問題。但是，毛很快就再次返回了城市，併成為當時的刊物《政治週刊》的主編。

1925年的中國與1895年的中國有何不同？30年的跨度記錄了孫中山的革命歷程。但是準確評估孫中山的革命遺產卻頗具難度。他被普遍稱作“現代中國之父”，但他最倚重的蔣介石卻在1924年3月致廖仲愷的信中直言：“以孫先生之事業言之，其精神上歷史早已成功。至於事實上時代欲求成功，其責任在吾輩而非孫先生一人之事也。”孫中山未能如列寧、凱末爾這樣的領袖，在革命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全新的世界，甚至革命本身都非他直接領導的；在某些氣質上，他更類似於甘地，除了個人的道德勇氣，幾乎無可依賴。革命最初時，他依靠宋查理，後來他依靠黃興、陳■明、蔣介石指揮軍隊，依靠宋教仁、鮑羅廷組織政黨，當他在袁世凱的政府裡成為鐵路總長時，曾誇口要修30萬公里鐵路，卻最終發現這只是一個空想。

孫中山逝世時，民國政府已執行了14年，除了袁世凱與張勳短暫復辟外，孫本人追求的議會制現代政府維持著表面的運轉。黎元洪甚至組織了“好人政府”，但這種西方式的現代政府卻在軍閥混戰的年代扮演著微乎其微的作用，它缺乏根基，飄浮在中國社會之上。

1925：苦悶的象徵

無論如何，這30年的變化依舊驚人。皇帝已被趕出了紫禁城，滑稽的辮子消失了。在孫中山逝世前的幾年中，大城市的年輕人最熱衷談論的名詞是“時代”、“新時代”、“新文學”。它源於1917年發自北京大學的新文化運動，並因為“五四”學生運動而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激進的北大教授陳獨秀在他主編的《新青年》中不斷表達他對新社會的憧憬：“城市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這段冗長的形容詞頗具聖西門、傅立葉那一派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色彩，但也準確地表現了自晚清開始追求的社會變革。“百日維新”的失敗，促使中國知識分子更多將希望寄託於社會的覺醒，而非僅僅是上層變革。歷史最終表明，現代中國的主要思想源頭幾乎全部來自於“新文化運動”，當時思潮的混亂與龐雜至今仍令人吃驚，在李大釗熱衷於引進*主義，周作人推薦“人的文學”的同時，張競生也在大談*的藝術……

孫中山與蔣介石（5）

新文化造就了一代“新知識分子”的誕生。在相對富裕與活躍的大城市，社會風尚也正因為外來文化的不斷侵襲而轉變。在孫中山逝世那一年，上海最當紅的電影明星是胡蝶，當時的《盛京時報》曾報道說，哈爾濱一名叫韓志成的房地產商患了“胡蝶病”，攜家資萬元南下以見一面；豐子愷在那一年還引入了“漫畫”的概念；一些文化人準備籌建一本叫《良友》的畫刊，有人說它比美國的《生活》還前衛，這本雜誌在1926年出版了紀念中山先生的專號；當時最受年輕人歡迎的作家除了魯迅，還有寫三角戀愛的張資平，但若論銷量與影響力，“鴛鴦蝴蝶派”的愛情故事比新小說更受歡迎。在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帶來的短暫喜悅之後，魯迅最終發現中國社會在本質上並沒有改變，人民依舊如此麻木，他在家鄉的所見所聞最終促成他寫出了《阿Q正傳》這樣的小說，而他的一批無限哀愁的隨筆則記錄了中國底層社會的破敗凋零。他還在這一年翻譯完成了日本作家廚川白村的文論，題目頗具象徵意味——《苦悶的象徵》。

在孫中山去世後兩個月，爆發了“五卅事件”。它再次提醒，孫中山耗盡一生創立的民國政府是多麼脆弱，它依舊缺乏基本的國際地位，儘管它號稱共和，卻並未贏得比清政府更多的尊敬。這表明，統一中國、重建一個有效政府是中國現代化歷程中最關鍵的一步，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最終挽回自1840年起不斷受到傷害的民族情感。哥倫比亞大學教授N·佩弗對此評價說：“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製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種共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