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來·110年的中國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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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活動，常遭挫折，少有成功。

1917年，孫中山仍未意識到一個嚴密的組織、一支可以支配的軍隊、一塊鞏固的根據地是保證革命成功的基礎。在廣東軍閥陳炯明的幫助下，他在廣東建立了政府，但天生的夢想氣質不斷催促孫中山統一中國，他的革命決心與陳在廣東的統治利益發生了衝突，他被後者通緝，逃離，半年後，在臨省軍閥的幫助下才於1923年初回到廣州。

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在《俄國與中國的戰爭》一書中說，倘若不是過早逝世，孫可能成為一名共產黨。他從美英學習議會制度與現代政府，卻在民族主義情緒上與“反對帝國主義”的布林什維克更近似，他在西方主要國家面臨的外交挫折，也促使他接近俄國的願望越來越強烈。甚至孫中山與列寧對待革命的氣質都有幾分類似，“不斷革命”是托洛茨基發明的著名詞彙，它促使列寧在二月革命後，發動了十月革命。而這個詞同樣適用於孫中山的一生。十月革命不僅使身在北京的李大釗、陳獨秀備感振奮，它同樣令52歲的孫中山在1918年致信48歲的列寧：“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有著同樣的目的”，而四分五裂的軍閥割據則讓孫更想建立一個“同樣新式和鞏固的制度”。

但無可否認，現實利益在國民黨與布林什維克的關係中扮演了最重要的推動力。因為，即使列寧與孫中山彼此間存在若干好感，但直到1923年春季，共產國際的代表鮑羅廷才飛赴廣州。此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將近兩年。

鮑羅廷在1923年春季到達廣州後，就成為了當地的大人物，人人都想去他那裡坐坐。同樣曾備受現代化困擾的俄羅斯如今成為了渴望締造新世界的中國政治精英的偶像，儘管列寧已身處病中。共產國際早在1919年成立時就將中國視作擴散革命的最佳地區之一，它指導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但對正經歷著西方圍困的蘇聯來說，擁有全國性影響力的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肯定是更好的“擴散革命”的物件。

39歲的鮑羅廷目睹了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接下來4年中的合作。作為孫中山最可能的繼承人的蔣介石對蘇聯表現出明顯的熱情，他在1923年8月獲得了前往蘇聯的機會。當蔣介石在蘇聯時，周恩來與*仍在法國。在某種意義上，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是由前往不同國家的留學生與流亡者來主宰的。日本是20世紀初中國青年的最好選擇，它旅費便宜，而且日本戰勝俄國的經驗更令人嚮往。它是孫中山喜歡的中途站，它激發了陳天華與鄒容的革命熱情，是梁啟超的主要流亡地，是周氏兄弟的文學啟蒙地，蔣介石也在那裡學習到了基本的軍事作戰理論；以胡適為代表的留美派大多數選擇了學院生涯，其中的傑出人物普遍與國民黨政府保持了緊密的聯絡，他們造就了國民黨政府自由派傾向的一面；留蘇一派試圖指導中國的共產黨革命，卻常常將革命推入死角，蘇聯理論最終讓位於毛澤東的農民戰爭經驗；留法的年輕人中湧現出了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與*、陳毅，法國的艱苦生活也或多或少地促使這些年輕人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者。就在周恩來、*在巴黎尋求革命真理時，海明威、菲茨傑拉德、龐德、斯泰因、馬蒂斯也在巴黎尋找藝術真理。塞繆爾·貝克特稱這裡是“年輕人的天堂”。

孫中山與蔣介石（4）

鮑羅廷肯定可以進入最具效率的西方專家的行列，至少他總將自己表現成無所不能的獨行俠。在孫中山前往北京前，鮑羅廷幫助重組了國民黨，他不僅幫助不無擔憂的孫中山趕走了陳■明殘部的進攻（孫中山能直接指揮的不過是他的150~200名衛兵），還和孫一起籌建了在1924年1月20日召開的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國共兩黨的合作明確無誤地開始了，毛澤東是參加開幕式的165名代表之一，這165名代表中的20人既是共產黨員也是國民黨員。

按照經典的蘇聯經驗，在重建黨之後，黨就要建立自己的軍隊，黃埔軍校由此而生。1924年5月，蔣介石成為第一任校長，而剛剛從法國歸來的周恩來則成為政治部主任。他訓練了為數不多的學員成為20世紀中國戰場上主要的指揮員。但在孫中山前往北京以爭取最後的統領中國的夢想時，國共兩黨的裂痕還未彌合就已開始加深。

國父的遺產

當孫中山逝世時，38歲的蔣介石正率意氣風發的黃埔軍校學生東征。美國合眾社在1925年3月12日發出的電文中表示，在“共和國之父”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領袖的職位將由蔣介石繼承，他領導著4萬士兵的軍隊，合眾社稱蔣的職業是銀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