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聯到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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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莎的看法也是羅蘭的看法。

瑪莎和前夫生的兒子謝爾蓋以及她的俄國朋友告訴了她很多事。俄國人的收入非常低，艱難度日。她的朋友請她吃一頓普通的早餐便花了月薪的三分之一。謝爾蓋說大學增添了幾門政治課，老師都是目光短淺的人，上這些課純粹是浪費時間。這些事，瑪莎不可能不告訴羅蘭。羅蘭也感到人民對政權的不滿，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在路上遇見向我們投來憂鬱目光的男子，還有一個老婦人向我們揮了揮拳頭。”羅蘭在後記中寫道：“莫斯科的物質生活（工資、住房和食品）非常糟糕，在列寧格勒以及其他地區的物質生活更讓人難以忍受。”但他對蘇聯現實的瞭解遠不如紀德。紀德比羅蘭晚一年訪問蘇聯，同樣懷著朝聖的心情。紀德寫道：“正是為了不再見到窮人，我才到蘇聯去的。”但他沒有被封閉起來，接觸到現實，從而改變了對蘇聯的看法。他見到蘇聯人在商店門前排長隊，有時要排兩三小時，但他們並無怨言，顯然已經習慣了。商品質量之低劣和匱乏讓他感到驚訝。羅蘭說：“俄國人沒有時間觀念，並且喜歡空談。”紀德說俄國人懶散。紀德提到斯達漢諾夫運動，“人們告訴我，他五小時做了八天的工作。我冒昧地問道，那不是說他先前八天只作了五小時的工作嗎？”紀德聽說，法國一批礦工到蘇聯旅行參觀礦山時，為了表示友誼，請求替蘇聯礦工做一班工。他們並沒特別賣勁，便達到斯達漢諾夫的指標。紀德還批評蘇聯人的住宅：“每座住宅裡擺著同樣簡陋的傢俱，掛著同樣大小的斯大林肖像，此外沒有別的東西。沒有私人物品，沒有個人紀念品。每個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換。”紀德說的是實情，至今並沒有多大改觀。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影片《命運的嘲弄》曾在中國上映。莫斯科的一位青年喝醉了酒，拿別人的機票飛到列寧格勒，稀裡糊塗進入一位女士的家裡，因為這位女士住宅的結構同他住宅的結構一模一樣，裡面的陳設也一模一樣。紀德對斯大林的批評比羅蘭尖銳得多。他寫道，無產階級專政並非無產者的共同專政，也不是蘇維埃的專政，而是獨夫的專政。斯大林什麼時候都是對的，不可能不對。

羅蘭接觸過不少蘇聯高層人土，其中包括布哈林、亞戈達和拉狄克等人。羅蘭對布哈林的印象最好，稱讚他思想敏銳，心胸開闊，沒有庸俗氣味。羅蘭說亞戈達容易讓人對他產生好感，但聽他說到“蘇聯已取消書信檢查制度，連白黨的信件也不受檢查的時候，你就會想，他是不知道自己領導的部裡的事還是把我們當成傻瓜，好像我們不知道寄給我們和我們朋友的信都受到檢查，收到時信封已被拆開，上面打著‘信已磨損，貼上不牢’的圖章”。拉狄克只會說套話，令羅蘭厭惡。跟羅蘭接觸最多的當然是高爾基了，但高爾基從未向羅蘭敞開過心扉。羅蘭看出高爾基內心的痛苦：“老熊被封住了嘴。不幸的老熊，榮譽纏身，備受敬重，但在內心深處對所有的利益都不感興趣。他寧願用這些利益換取昔日流浪漢的獨立。痛苦、思鄉和遺憾沉重地壓在他心頭上。”負責監視高爾基的是他的秘書克留奇科夫。“克留奇科夫成為高爾基同外界聯絡的唯一中間人：收發信件和接待來訪者都由他負責，只有他能決定高爾基能見誰，不能見誰。”克留奇科夫聽命於斯大林，在高爾基和斯大林之間傳遞資訊。高爾基去世後，克留奇科夫被斯大林處決，因為他已經沒用了，況且知道的事情太多，留著有害無益。正好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狡兔死，走狗烹”。

藍英年紅色麥加朝聖記——重讀《莫斯科日記》（3）

羅蘭的日記為什麼要五十年後才發表呢？因為1937年紀德發表了《從蘇聯歸來》，蘇聯發動歐洲的左翼作家對紀德群起而攻擊之，給他戴上反蘇的帽子。甚至可能發生比責罵更可怕的事。羅蘭也參加了對紀德的圍攻，儘管他心裡對蘇聯的看法同紀德沒有多少區別。羅蘭大概不想充當蘇聯攻擊的靶子吧。羅蘭1938年12月寫後記的時候，已經是在斯大林對先前的戰友、現今的政敵進行過三次公審之後了，知道了更多的事。同他交談過的人或者接待過他的人大都被處決了。他對蘇聯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羅蘭決定五十年後發表日記的另一個原因，是希望他的看法得到實踐的檢驗。1991年蘇聯的解體驗證了羅蘭的看法，我們不能不佩服羅蘭見微知著的觀察力。《莫斯科日記》是蘇聯必然解體的歷史見證。

（原載《隨筆》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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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難堪的現實——讀羅曼·羅蘭《我和妻子的蘇聯之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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