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聯到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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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沒有剝削、人人平等的自由社會。他在別的國家裡找不到這樣的社會，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發生經濟危機的時期，便把目光投向蘇聯。羅蘭同西方不少左翼作家一樣，完全相信蘇聯的宣傳。上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先後在義大利和德國興起，引起羅蘭的警惕，更把全部希望寄託於社會主義國家蘇聯。1932年他在世界反法西斯大會上發言時說道：“蘇聯存在的事實本身就是向剝削者的舊世界的挑戰，對被剝削的各國人民來說，蘇聯是他們的典範和希望。”另一位法國作家紀德（1869—1951）訪蘇之前對蘇聯的態度又何嘗不如此。他們把當時經濟蕭條的資本主義國家同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比，自然倒向蘇聯一邊。羅蘭在答覆西方學者的公開信中寫道：“我自己毫不猶豫地站在蘇聯一邊，它是代表新的勞動世界的惟一堡壘。”1935年，他便懷著朝聖者的虔誠來到紅色麥加——蘇聯首都莫斯科。

羅蘭夫婦是應高爾基的邀請訪問蘇聯的，在蘇聯逗留了五個星期（從6月17日至7月21日）。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主席阿羅謝夫不勞長途跋涉到華沙迎接。從蘇波邊境到莫斯科乘坐一節專用車廂。在大劇院看芭蕾舞時，把他們安排在過去沙皇專用的包廂裡。蘇聯政府還打算撥一幢別墅給羅蘭夫婦住，但被他們謝絕了。從接待的規格上看，真正的邀請者不像是高爾基，倒像是斯大林。斯大林邀請羅蘭訪蘇，是希望羅蘭為蘇聯說好話。讓他們住在高爾基莫斯科郊外的別墅裡，把羅蘭完全封閉起來，使他無法接觸普通老百姓；只讓他看蘇聯想讓他看的，不讓他看蘇聯不想讓他看的。但羅蘭以他敏銳的目光，仍然看出蘇聯人民對斯大林的狂熱崇拜。6月30日，他到莫斯科紅場參加勞動青年體育節，斯大林把他請到列寧墓主席臺上。羅蘭在當天的日記裡寫道：“我無法在兩個斯大林之間找到共同點——前天在克里姆林宮同我交談的斯大林和像羅馬皇帝那樣花了六小時欣賞自己的封神儀式的斯大林。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斯大林肖像在人們的頭頂上晃動。飛機在空中畫出領袖姓氏的第一個字母。無數群眾在列寧墓前唱起歌頌斯大林的讚歌。”羅蘭從蘇聯返回瑞士後，在1938年10月所寫的附記中，說得更明確了：“我最後一次同高爾基談話的時候，我不知道他當時說的是否指斯大林：一些作家向某些政治家阿諛奉承，千方百計地尋求他們的庇護，看起來讓人噁心。高爾基對此表露出鄙夷和憤慨。我認為他所說的大概就是斯大林。開啟任何一份蘇聯報紙，閱讀共產國際會議上的任何一篇演說辭（以及在任何政治的或非政治的###上的講演稿；在任何文化、醫學、體育、藝術會議上的講演稿），都充滿對斯大林的讚美：‘我們偉大的、至高無上的同志，我們英勇的領袖，我們戰無不勝的英雄’，這些都是歌曲中必不可少的歌詞。無論在街頭還是在遊行隊伍中，都有像房子那樣大的斯大林畫像；人們扛著十幾幅斯大林的巨像，排成縱隊，從他面前走過。”羅蘭看出斯大林有意製造人民對他的崇拜，以此強化人民對他的忠誠，並指出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感到惱火，他的一句話就足以消除這種可笑的崇拜。”羅蘭深知個人崇拜是集權體制的產物，鎮壓則是鞏固這種體制的手段，但懷疑靠鎮壓來維持的體制能存在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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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紅色麥加朝聖記——重讀《莫斯科日記》（2）

斯大林接見羅蘭時，羅蘭說他對蘇聯頒佈的懲處十二歲以上兒童的法律不理解，斯大林回答道：“我們應該透過這項鎮壓性的法律，以死刑來威脅十二歲以上的兒童罪犯，尤其是他們的教唆者。”斯大林的話引起羅蘭的反感。他們兩人後來雖然還見過一面，但已無話可談了。羅蘭對基洛夫遇刺後列寧格勒實行的“行政強制遷出”的做法也極為反感，在日記中寫道：“哪怕建造幾座集中營，簡易住房，讓有嫌疑的人先住在那裡，等候對他們案件的全面審查。但讓他們呆在露天的地方，沒有任何生活設施。這樣，許許多多的兒童將死於亞洲的風沙之中（也許誇大）。”他那時還不知道因基洛夫遇刺列寧格勒處決了數千人。羅蘭收到一封陌生青年的來信，他告訴羅蘭，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上大學。羅蘭的妻子瑪莎是俄羅斯人，看了非常氣憤。高爾基向瑪莎解釋，出身不好的人進入大學將會帶來危險。如果需要犧牲一部分人，選擇多數還是少數呢？瑪莎反駁道：“就算是少數！可是如果這樣，我們有什麼權利譴責希特勒消滅在德國人口中佔少數的猶太人呢？”高爾基只好用“即將頒佈賦予人民更多自由的憲法”把爭論敷衍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