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聯到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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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引用了斯大林1930年7月2日致緬任斯基的親啟信：

拉姆津的供詞很有意思。我建議：

把武裝干涉問題，還有武裝干涉的時間問題弄成拉姆津今後供詞中最重要、最關鍵的一點。

第一，為什麼1930年推遲了武裝干涉的時間？是否由於波蘭尚未準備就緒？也許，羅馬尼亞也沒有做好準備？為什麼把武裝干涉推遲到1931年？為什麼可能推遲到1932年？

作者在引用了斯大林信中的這些內容之後，這樣議論說：

這是他的東方式的想像。他們對被告說：帝國主義正在秘密準備對蘇維埃共和國實行武裝干涉。如果被告承認參與了武裝干涉的準備工作，就是搶先粉碎了干涉，拯救了國家。他們要被告從真正的愛國主義出發，給自己栽贓。當然，許諾將因此而給他們減刑。

拉姆津同意在法庭上承認他歡迎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的干涉。但是，斯大林不得不對他那“很有意思的供詞”添點細節。這是因為，根本就不存在這種武裝干涉！而且他知道，今後也不會有。於是他提出了幾個方案，用來解釋為什麼迄今為止沒有發生武裝干涉，而且今後也不會發生。

拉津斯基接著指出，“並不是人人都像拉姆津那樣有覺悟”，斯大林不得不在前面引過一部分的信中提出這樣的要求：

讓孔德拉季耶夫、尤羅夫斯基和恰揚諾夫等在“武裝干涉問題”上搞狡辯的先生們過過堂。我們要把這個材料轉發共產國際各分部，到時候我們就搞一個極其廣泛的反對武裝干涉的宣傳運動。要弄得搞干涉的人今後一兩年內無法動手，這對我們來說相當重要。明白嗎？祝好。斯大林。

觀眾在舞臺上看到的，崇公道是解差，蘇三是女犯。到了後臺，他們是同一個戲班子的同事。首犯拉姆津雲者，不過是演出時分派給他的角色罷了。不但這時候判的十年監禁不過是舞臺上的演出，就是後來的頒發列寧勳章，豈不也是舞臺上的演出嗎？這“蘇維埃戲劇”的精髓真是不容易領悟呀。魯迅就這事寫文章，發議論，說是“我們不再受騙了”。假如他竟瞭解到了這事情的真相，他說的就會是“我們真正受騙了”。

受到這種宣傳的矇蔽的又豈止魯迅，又豈止20世紀30年代的人。比方說，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這一次所謂的“工業黨”的審判，以及更早兩年的沙赫特事件，都是因為經濟工作出了問題，計劃中的高指標無法完成，破壞了人們的經濟生活，於是找出一些技術知識分子作為替罪羊。可是，胡喬木執筆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卻說：“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錯誤，卻很少同管理經濟的國家機關的缺點有關。”魯迅發過一點這樣的議論，今天人們也就不必大驚小怪了。

（原載《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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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紅色麥加朝聖記——重讀《莫斯科日記》（1）

蘇聯自成立之日起，便只向世界各國宣傳革命和建設的成就，不讓外國知道國內發生的有損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形象的事。蘇聯是一個封閉的國家，至少從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都如此。蘇維埃政權最擔心的是把國內的真實情況洩露到國外去。蘇聯公民凡是自行在國外出書或發表文章的人都沒有好下場。老百姓沒人敢同海外親屬通訊。因此其他國家的人，當然也包括中國人，所獲得的有關蘇聯的資訊，都是蘇聯官方有意傳遞出去的。這就使外國人不可能瞭解蘇聯的真實情況，致使魯迅先生寫出《我們不再受騙了》那樣的文章。這不能責怪魯迅先生。魯迅一貫同情弱者，同情被壓迫的民族。他沒到過蘇聯，沒有親自觀察蘇聯社會的機會。況且他還受到同他親近的左翼作家的影響，相信了他們對蘇聯的介紹。他們告訴他蘇聯已經消滅了剝削。左翼作家又多是共產黨員，信仰共產主義，堅信蘇聯是全世界的燈塔，是人類的未來。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真正看清蘇聯體制的恐怕只有陳獨秀一個人。陳獨秀晚年流落到四川江津，他在《我的根本意見》中寫道：“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製都和殘暴、矇蔽、欺騙、貪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今天讀了仍不能不敬佩老先生的睿智慧眼。當然，這也同他當了四屆中國共產黨的“一把手”並跟共產國際［即聯共（布）］打過多年交道有關。

羅曼·羅蘭（1866—1944）是法國著名作家，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憎恨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和不公正的現象，渴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