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聯到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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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上。再比如法捷耶夫，我早就看過他的遺書，但我還想找到他寫的親筆信，最後終於在《蘇共中央通報》上找到了，是影印件，與《紅星報》上發表的相比，《紅星報》有兩處刪改，把他對現實完全灰心的話刪去了。檔案館我是沒有資格去的，但發表出來的材料已經不少了，雜誌太多了，在裡面查材料像大海撈針，有時根據一個注就能找出有用的材料來，也有一無所獲的時候。寫這種文章，孤證不行，比如大作家伊萬諾夫寫了一篇《斯大林為什麼要殺害高爾基》，發表在《文學問題》上，題目很吸引人，可是讀完文章後發現使用的材料不過硬。幾個觀點不同的作家從不同角度使用同一材料，這樣的材料才可信可用。

李：後來您第二次去那裡又呆了多久？

藍：呆了半年，1994年9月至1995年1月，第二次去我整天都泡在圖書館裡，海參崴有兩個圖書館，一個是高爾基圖書館，是國立的；一個是法捷耶夫圖書館，是州立的，查資料跟翻譯不一樣，非常苦，你得學會披沙揀金。

李：我對您的經歷有興趣。您覺得個人的經歷對於您重新認識蘇聯文學的真實面貌是不是有影響？

藍：我以前一直在大學裡教語言和文學選讀，1956年曾經翻譯過東西，出版社已經接受，後因合作的朋友出問題了，合同廢除了，從此很久沒有沾過翻譯的邊。那時候心情非常壞，也不知道將來會怎麼樣。在1952—1953年，我看《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這樣的書，很受感動。“反右”以後，我發生了變化。以後不斷挨批。1957年同右派劃不清界限，被開除團籍，差點被劃為右派。1959年批判我右傾，主要是當時宣傳一畝地可以打十萬斤糧食，我說：這麼多糧食鋪在地上該有多厚啊！另外，村裡向公社報捷，說農村婦女白天勞動，只用三個晚上就掌握了三千個常用字，我覺得這不可能，就寫了一張大字報《虛傳捷報》。可以說沒有一次運動不捱整，但從沒有被打倒過。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我的問題就嚴重了，1958年姚文元批判巴金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反對姚文元，還說過“要實事求是，不要打棍子”的話，寄給當時上海的《文藝月報》。文章沒有發表，但是排出了清樣，“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清樣寄給了工作組，這回的罪名大了，反對姚文元就是反對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嘛，掛了個“牛鬼蛇神”的牌子。我還有一條罪行是吹捧赫魯曉夫，赫魯曉夫有一篇文章《作家必須接近生活》，那是教材，我是按著教材上講的，怎麼是我的錯？這一條好說，反對姚文元這一條就怎麼也不能自圓其說了。我還進過牛棚，當牛鬼蛇神隊長，後來紅衛兵串聯，打派仗，沒有人管我了，我就回家了。

那個時候，讀書真難啊。我真羨慕現在青年人有很多書可讀，我上大學的時候，什麼書都讀不著，連“三言二拍”都不讓讀。“反右”鬥爭的時候，我拿著書上廁所讀，被人揭發說，反右時他還在讀書。1958年下放勞動鍛鍊，我帶著書躺在山坡上看，也被人揭發了。搞“四清”的時候，我蒙著皮襖背李商隱的《無題》詩，背《長恨歌》、《琵琶行》，沒事嘴裡就嘟嘟噥噥，每天晚上開會，太無聊了。我吸菸就是那時學的，原先不吸菸。

李：是不是可以這麼說，您寫一系列文章，追溯歷史真相，本身是在經歷一個自己思想變化過程。您的研究中是不是有自己的生活的影子和感受在其中？

一、需要走進真實的歷史（3）

藍：當然，要不然有些東西想不到。“反右”的時候太荒謬了，真是對知識分子的摧殘。我雖沒被劃為右派分子，但一些要好的朋友，包括女朋友，被劃為右派分子。那時候，隨時有可能被打入另冊，整天提心吊膽。但更難受的是逼你揭發你的朋友們，你明明知道他們是真心幫黨整風的。我沒幹過虧心事，也沒人揭發我。我在私下交談時也有右派言論。20世紀80年代初，我碰見一個當過右派的朋友，那時是中央黨校外語教研室教授。問他為什麼不揭發我，他說自己倒了黴，何必牽連別人。但也有“火線”入黨的積極分子。人跟人不同啊。

二、一個世紀的漫長接觸、影響（1）

李：20世紀對中國影響的外國文學思潮很多，像法國文學、英國文學、日本文學等等，但是對中國影響最大的當然是蘇俄文學，而且它跟中國革命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變化關係最密切。對這樣的文學和歷史進行梳理，把它的本來面目呈現在人們眼前，對我們重新認識蘇俄文學、認識斯大林跟知識分子的關係、認識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特點，會有很多幫助。您覺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