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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後來對蘇聯文學的介紹就很多了。您如何看待？從對人們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的影響來說，20世紀50年代蘇聯文學的影響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讀這個時期的報紙也好，作家的作品也好，隨時可以感受到這種涉及各個方面的影響。
藍：新中國成立以後，這個問題就更突出了。比如《古麗雅的道路》、《勇敢》等在20世紀50年代都產生過很大影響。有一位黨的幹部就曾對我說：“我看《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這本書，主要是學習怎麼做群眾工作。”對於這些作品，我現在瞭解多了，看法就不同了。《遠離莫斯科的地方》講的是鋪設輸油管道，原計劃是三年完成，後來換了個管理局長，一年就要完成，有人說人要休息，不然就無法保持健康，不可能一年完成，他說一定要完成，後來果然完成了。當年我讀這本書，就覺得這個局長說話蠻橫，完全是用命令的口吻。現在看了材料才知道，鋪設管道的人其實全是勞改犯，這本書的作者也是一個勞改犯，因言論被判了三年刑。後來這部書得了1948年的斯大林獎，他也當了作協的書記。但這之後他寫過一本小說《車廂》，寫的就是將勞改犯押往遠東，而那個局長在實際生活中是克格勃的頭子，三年完成的工程非要一年完成，要累死多少人哪！在人所不能承受的環境中就那麼幹，看似表現了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實際上是不把人當人看。最初我們讀這本書時覺得工人們、工程師們偉大、崇高，可是知道了這個背景後，就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李：是不是可以也把這樣的作品看作“勞改營文學”，早就用這種形式體現出來了？
藍：那時是不能叫“勞改營文學”的。我們看到的作品中，描寫修建白海運河和莫斯科地鐵的，其實全是由勞改犯修的。我到過北方的第一大港納霍德卡，感覺這裡的人與別處的人不一樣，文化素質都很差，後來才瞭解海港原來是由勞改犯修建的，勞改犯分批釋放，看守們留了下來，他們在這裡繁殖的後代，當然缺乏文化教養。勞改犯中富農很多，所謂的“富農”就是種田能手，種的地多，就是富農，然後打成勞改犯，無償地去勞動，連莫斯科地鐵的設計師都是勞改犯。反革命分子白天黑夜都得幹活，幹不了就槍斃。所以修建那麼多東西，它是沒有成本的。
二、一個世紀的漫長接觸、影響（3）
李：成本就是人的生命。由此看來，魯迅，包括後來的茅盾，他們看到的蘇聯文學不少是粉飾太平的，當時蘇聯的真實情況都沒有反映出來。我前些日子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好像能唱許多蘇聯歌曲，其中有一首號稱“第二國歌”的《祖國進行曲》，歌詞大意是：“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我們有無數的森林、田野和河流，我們親切的稱呼是同志。”過去不知道這首歌的背景，現在知道了有一種受騙的感覺。現在看來，官方承認的作品大多數是虛假的，一種虛假的東西能夠影響這麼多讀者，我認為這其中存在著很大的歷史悲劇性。
藍：現在俄國的電影，一演到勞改營的場面，就放這支曲子。這些作品裡宣揚的英雄主義也是不簡單的。像《勇敢》寫於1934—1937年，正好是“大清洗”時期，寫的是伯力往北、阿穆爾河上從全國各地來的青年忘我勞動建設共青城的情景。當時對我們這代年輕人參加勞動鼓舞很大。但這裡面有一個不為人知的背景：斯大林擔心這個地方不是俄國的，就把其中的中國人和朝鮮人都遷走，把大量的俄國人遷進來。他以建城的名義，從蘇聯各地調來積極分子，完成這項光榮使命，號召俄羅斯人到這裡來。《勇敢》講的就是這件事。
李：當蘇聯解體後，回過頭來，再看這些東西，蘇聯不但繼承了沙皇大國沙文主義的東西，而且還套上了革命的外衣。蘇中關係也始終是圍繞著俄羅斯民族的利益，表面上是為了革命，實際上是虛假的，包括旅（順）大（連）問題，明顯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中東路問題也同樣如此，這樣國際主義的東西和民族主義的東西攪和在一起了，歷史太複雜了。現在回頭看，瞭解了斯大林時代一些作品產生的真實背景，覺得他們的文學創作對中國的影響是悲劇性的，有很荒唐的東西在裡面。
藍：它們都包著革命的外衣。這也是個大題目，三言兩語說不清。我建議你看看朱正先生寫的《解讀一篇宣言》。我在俄羅斯看過一本書，叫《一杯苦酒》。作者是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宣傳部部長雅科夫列夫。他沉痛反思自十月革命至蘇聯解體這七十年，其中明確承認蘇聯繼承了沙俄的大國沙文主義。
李：這令我想起了194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