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聯到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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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研究”的書，大抵是編譯或轉述蘇聯自己印的那些宣傳材料，作者們並不瞭解多少真情，寫，與其說是為了提供知識還不如說是為了傳播一種信仰。讀者樂於接受它們，也是因為在他們的理想中，蘇聯寄託了人類的希望和未來。

我們就是在這樣的矇昧中過了許多年。

日子久了，表面的油漆總會剝落的。蘇聯的真情實況於是逐漸為人們所知曉，特別是當蘇聯變成了“前蘇聯”之後，出現了不少反思這一現象的文章。就我看到過的說，在這方面，寫得最多、最深、最有分量的，是藍英年。這一位俄蘇文學的教授，從他的本行出發，對蘇聯文學史上一個一個作家、一部一部作品、一樁一樁事件逐一加以評說。蘇聯解體，克格勃檔案解密等等，大量反映在俄羅斯的出版物中間。藍英年前往講學，收集了許多。他寫的文章，就充分地利用了這些解密的檔案，許多都是中國讀者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他不僅是以新的材料取勝，在使用這些材料的時候，更顯出了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辨力。《苦味酒》是他新出版的一本隨筆集，就是這樣一本書。

第一篇是講格羅斯曼的。透過對這一位作家的介紹，人們知道了蘇聯文學界是怎樣運作的。他以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為題材寫了一部小說，法捷耶夫以為寫得好，可是要發表它，就必須作一些技術處理：一是書名，不能用《斯大林格勒》，要改為《為了正義的事業》；二是不要把一個猶太物理學家置於中心位置，要添一個人物，是這人的老師，成就更大，並且是俄羅斯人；三是專門寫一章歌頌斯大林。作者做了這些工作之後小說才得以出版，出版後大受讀者歡迎，卻引起了嫉妒。有人向斯大林告密，斯大林把這封告密的長信當作書評在《真理報》發表，不僅使格羅斯曼陷入了困境，使得法捷耶夫也要作檢討。

從這篇文章裡，人們還知道了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是怎麼一回事。根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具體地說，就是遵從斯大林的旨意進行創作，圖解斯大林的觀點；不是反映現實生活中有的東西，而是虛構一些現實生活中沒有的東西。這種不真實的作品自然沒有生命力。

這本書不僅僅涉及文學領域，它對於蘇聯歷史的許多方面以及中蘇關係都有所涉及。例如，談到蘇聯的國內戰爭時，就指出了職業軍人組成的白軍紀律比紅軍要好。指出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運動是用榨取農民的錢來搞工業化，把糧食賣到西方，再用外匯買機器。集體化徹底摧毀了農業，徵糧隊是搶糧隊，把農民賴以活命的糧食通通徵走，農民不是逃亡便是餓死。俄國糧食產量最高的一年是1914年。

關於中蘇關係，這本書就說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希望減少美國兵員的損失，要求蘇聯出兵東北。結果蘇聯佔領東北，態度非常蠻橫，把機器都搬走了。中國是戰勝國，可是好像戰敗國似的。這本來是歷史上的事實，我們卻長期不讓說，1957年龍雲說了這些，就被打成右派分子。現在是可以說了，1989年鄧小平接見戈爾巴喬夫，就對他說，雅爾塔協定“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利益”。

在魯迅生前，曾經有人稱他作“中國的高爾基”。魯迅本人是並不贊同這個說法的，他說，“我不是中國的高爾基，我就是中國人魯迅”。對於這兩個作家的異同，藍英年用一句話表示出來了：“高爾基是當時政權所肯定的作家，魯迅則是當時政權所否定的作家。”對於高爾基，藍英年指出了他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蘇聯當局一面要利用他的崇高聲望，一面又厭惡他為保護知識分子做的那些工作。對於怎樣利用，怎樣厭惡的情況，書中都有很具體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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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他山之石——讀藍英年著《苦味酒》（2）

再說魯迅。這位有著崇高聲望的中國作家，對蘇聯一直持友好態度，為介紹蘇聯文學到中國來出力不少，不但自己翻譯了《毀滅》等長短篇小說，還為神州國光社策劃過一種專收蘇聯作品的“現代文藝叢書”。對於魯迅在這方面的態度和所做的工作，藍英年指出：“魯迅的侷限性毋庸諱言。首先他對蘇聯的認識並不那麼清楚，都是聽別人說的，沒有親自去了解，不像紀德和羅曼·羅蘭那樣。對蘇聯體制的瞭解，他遠不如陳獨秀。”並且指出他也介紹了一些在文學史上並無地位的作品，這是確實的。當年魯迅寫的一些關於蘇聯的文章，今天看起來，就未必能站得住腳。例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