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聯到俄羅斯

第46部分 (第2/4頁)

覺中，導致兒子被捕的“誤會”消釋了，他不但放了回來，甚至還安排到克里木去休假……她是神經失常了。

小說中的許多細節，像一個最優秀的打字員就因為家庭出身不能入團，一次偶然的差錯被認為是有意破壞而解僱，最終因為求職無門而自殺。一個最糟糕的打字員卻是政治上最積極也最受信任的，她打字打不好，卻長於無事生非。所有這些，無不反映出了當年蘇聯的現實。

這篇小說，是利季婭1939年11月到1940年2月寫的，也就是在她的丈夫剛剛被鎮壓之後，她把她全部的感受和感情，全部認識和思考，熔鑄在這篇小說中。這篇小說當然不能發表。待到赫魯曉夫開了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反對個人崇拜這個提法批評了斯大林對無辜者的大規模鎮壓。利季婭感到這篇小說和當時的政治氣氛是合拍的，就投寄給了蘇聯作家出版社。她沒有預料到政治風雲的變幻無常。隨著風雲變化，出版社對這小說也就由歡迎變為拒絕。這是出版社單方面撕毀合同。於是利季婭就同他們打起官司來了。藍先生這書中第一篇文章《利季婭打官司》就是寫的這件事。在法庭上，她辯護說：“以往的暴行所以發生難道同報刊不敢刊登人民的哭號和呻吟的投訴信無關？……難道現在仍然如此？仍然讓所有報刊、出版社聽從一根指揮棒？這是不是以往發生暴行的原因之一？”

那時，媒體上對斯大林的暴政已經有所揭露，但止於頗為抽象的概括的提到，利季婭認為這是不夠的。她說：“對暴行不僅應籠統地講述，還應透過具體人的命運講述。這是活下來的人的光榮的、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果不去寫具體人的命運，還有什麼文學呢？

利季婭的這篇小說最初是在蘇聯國外發表的。這可激怒了當局。於是就得將她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了。讓我們來聽聽她在開除的會上所作的“最後陳述”吧：

朱正：利季婭——真正的作家（2）

“幾分鐘之後你們將一致把我開除出作協。我從作家行列轉入被開除的作家行列，這很痛心，因為作協裡有許多天才的真誠的作家。但這也讓我感到榮幸，因為讓我想到在被開除的作家中有左琴科、阿赫瑪託娃和帕斯捷爾納克，還有不久前加盟的索爾仁尼琴、加利奇和馬克西莫夫。我不敢拿自己同阿赫瑪託娃或索爾仁尼琴這樣的巨人相比，但仍為對我同對他們採取同樣措施而感到榮幸。”

接著，她還說了：

“作協判處我不復存在，但我是否存在呢？你們這樣做時忘記了你們手中只掌握現在和部分地掌握過去。但還有一個掌握過去和未來的最高機構：文學史。回想一下吧，你們多年迫害布林加科夫，長期不出版他的作品，現在卻向全世界炫耀他。……是文學史而不是你們決定：誰是文學家，誰是篡權者。”

有意思的是，1989年2月，俄羅斯聯邦作協莫斯科分會黨委會和理事會一致透過撤銷1974年1月9日開除利季婭會籍的決議的決議。總算還抓得及時，趕在蘇聯解體之前辦好了這一手續。對於利季婭本人來說，這其實是無關緊要的事。文學史承認她是個真正的文學家，是因為她有《索菲婭·彼得羅夫娜》這樣的作品，與她是不是有蘇聯作家協會的會員證並無關係。

對於自己經歷過的這些可怕的事情，利季婭說：“研究它們不僅是史學家、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艱鉅任務，而且首先是作家的任務。這是今天主要的工作，並且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應當號召人民，年老的和年輕的，勇敢地反思過去，認識過去，那時未來的道路才會清晰。”

在藍先生的這本書裡，還寫到愛倫堡、果戈理的一些事情，寫到了羅曼諾夫王朝衰敗的歷程，既有豐富的材料，又有精闢的見解，都是極有分量的文章。還有文章指出目前翻譯界的缺點，更是切中時弊，這些就不細說了。

（原載2001年8月18日《文匯讀書週報》）�

朱正：他山之石——讀藍英年著《苦味酒》（1）

在即將過去的20世紀，同中國關係最大、影響也最大的國家就是蘇聯了。可是，不能不承認，在很長時間裡我們對於蘇聯其實是很少了解的。這種很少了解，主要是因為蘇聯努力不讓別人瞭解它的真相。當時是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中央書記的福爾採娃就坦率地說過，蘇聯的宣傳總是“一個勁兒地宣揚成就，製造百業俱興的假相”，“同時又千方百計地掩飾缺點”。我們能夠看到的蘇聯文學也大都是粉飾現實的宣傳品：從這些材料，我們怎麼可能真正瞭解蘇聯呢。

中國人也寫過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