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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地區的交通管理法規被這種重重疊疊的人情網路籠罩著,駕駛人員有恃無恐,還以有面子自豪炫耀,交通違章違規便會越發氾濫,這就形成了惡性迴圈。這些現象存在,無論交通管理還是社會其他方面的管理,要建立健全的法制,還得跋山涉水,路途還遙遠著呢。
我的理解,交通法規的本質精神都是紅燈、綠燈,即有行有止(其中包括快慢有度)。止的目的,是為行,是行的保證;你止,是為別人順利、安全地行;別人止,同樣是為你順利、安全地行。人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在人生的全過程,不也都是該這樣嗎?
不知我們的國民意識中何時也能安上紅綠燈?
非為褒貶說孫覿
孫覿,宋代人,字仲益,號鴻慶居士,是今江蘇武進禮嘉鎮人。官至吏、戶二部尚書。
不久前有個文友寫了篇關於孫覿的文章,質疑宋代大儒朱熹。他不迷信神化聖賢,勇於挑戰的膽識令我敬服。我也續他話題,再拓開作些小議。
朱熹寫過一篇《記孫覿事》,僅二百字。其文曰:“靖康之難,欽宗幸虜營。虜人慾得某文。欽宗不得已,為詔從臣孫覿為之。” 是金人逼要降表,欽宗無奈,下詔命孫覿起草,朱熹說,欽宗實是“陰冀覿不奉詔,得以為解。”即心裡卻希望孫覿不服從,好既不交降表又能過關。孫覿偏 “不復辭(不推辭),一揮立就,過為貶損,以媚虜人”。朱熹的觀點,向金人遞降表,不是欽宗之過,而是孫覿之罪。
奇了,欽宗下詔卻希望孫覿拒不奉詔,朱熹是怎麼知道的?難道那時他正陪伴著欽宗?欽宗為過關耍兩面派的心計,難道私下跟他朱熹商量的?或者就是他朱熹為欽宗出的計謀?史書有這樣的記載?是否有杜撰或者是有意編造之嫌?總之這是為欽宗開脫,拍欽宗的馬屁。當時的觀念可能認為不奉詔不是抗旨嗎?假如欽宗下詔令起草降表的不是孫覿而是他朱熹,他會憑揣摩欽宗心理而不奉詔嗎?
對於歷史上抗擊外族入侵,究竟是愛國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涉及整個中國歷史的重新評價,雖已有人在探討,但尚未有定論。若以這觀點為準認為投降不是賣國,我不贊成。我質疑朱熹之文,並非為孫覿辯解,即使給孫覿判罪,也只能憑事實證據,決不能稍有不實之辭,當定則定,當否則否。按正統的歷史觀看,孫覿起草降表,雖是奉詔,當然也應屬失節。他也確是主和派,也確實有過私念。主戰與主和是否可一概而論看*國與賣國對立?是否也有對大宋命運的不同思考屬不同政見的成分?這需史學家們用更科學更客觀的分析。但他曾受蔡京之子、投降派蔡攸的賞識和力薦,也有文字攻擊過岳飛,詆譭過李綱,連入《宋史》列傳的資格都未有。作為政壇人物,基本上應該否定。
不過,孫覿除了從政,還有作為文人的才華。他精通多種文體,當時便被認為“才華橫溢”、“咳吐成珠”,其著作《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內簡尺牘》十卷,均被編入《四庫全書》;宋殘刻本《孫尚書大全集》五十卷,及明鈔《南蘭陵孫尚書大全》七十卷,均珍藏於北京圖書館。張繼的《楓橋夜泊》,成為流傳古今的名作,自從歐陽修提出了 “三更不是打鐘時” 的疑問,曾經議論頗多。後孫覿又有《過楓橋寺》詩:“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寺,倚枕猶聞半夜鍾。”孫覿詩即證明了張繼所寫是實,於是也廣為人知。他的著作至今仍在流傳:近十幾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四家出版社出版的《宋詩三百首》等四種詩選收錄了他的詩作。孫覿的書法造詣也頗深,《宋元尺牘》、《三希堂法帖》均收輯了其墨跡,鎮江焦山尚存其所書《吸江亭詩》石刻也是他的手跡……孫覿詩歌與書法的成就,似又應得到肯定。
其實,我們回眸歷史人物,如果僅僅為肯定或否定他本人,就太狹隘太膚淺了;該是透過審視,使真相更清楚、是非更明確、思考更深刻、認識更昇華、於今更有用。只顧考證,溫古不求知新,不求有利於我們認識新事物的創意、新意,是陳腐的學風。更有一種論史者,一發現當地有哪個歷史名人就大驚小怪,就幫其摺掉毛邊說光邊,拼命做“藝術加工”,竭力美化、神化——把他們美神了,跟他們拉扯上關係,似乎就能給我們當地人臉上也貼著了金撐了腰,實在是阿Q有點想也姓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