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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豪強不能拖欠；頒鐵斛，使糧長不能大斛入、小斛出。改革徵糧辦法，整頓漕運和鹽課，疏浚吳淞江，又設濟農倉防災，置贍鹽倉救灶戶。與況鍾一道，奏請減輕蘇州等地的官田稅額。巡撫江南二十年，著有《雙崖集》。其名，四百年來江蘇武進芙蓉一帶幾乎婦孺皆知。
據清代所修的《芙蓉鄉志》記載及民間口傳，嘉靖年間，芙蓉鎮一帶是“十萬八千芙蓉圩”（十萬八千畝芙蓉低窪田地），每逢暴雨季節，便被淹成災，鬧得鄉民背井離鄉四處逃荒。周忱曾親自觀測流經芙蓉窪地的大舜河上、下游地形水情，帶領百姓給芙蓉窪地四周加固圩堤，上修石臼湖口東壩，下疏通長江的黃泥港，根治了芙蓉水患，使百姓不再受澇災之苦。在他過世後，諡文襄公，芙蓉鄉民深感他的恩德，為紀念他，特地建了“文襄公祠”，也俗稱“周文襄公廟”；所在村子還有一座小廟，和“周文襄公廟”合稱“雙廟”，便得名“雙廟村”，在公社化的年代稱為雙廟大隊。三十多年前，為想寫周忱的故事，我曾去過芙蓉鄉雙廟大隊採風。
原文襄公祠內大廳正中立有周忱塑像。建祠時還立了一條規矩：以後芙蓉圩若因失修再有水患，地方士紳有為修堤治水出錢出糧出力作貢獻者，過世後鄉人也為他在周忱塑像兩側神壇上加一塊牌位，並附記簡要事蹟，也受永久紀念和敬仰。這就鼓舞后人都學周忱為民造福建功立德，崇尚成風，效周忱立德者不斷。自明代到解放後，祠內兩側神壇上先賢牌位已有百餘，周忱的崇高精神得到了繼承和發揚，是真正的“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文襄公祠一直存在，到20世紀60年代卻被拆毀，房屋當做大隊辦公地，不能不說是一種道德建設的損失。
周忱巡撫江南，為百姓做了許多好事。《明史》中說：“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祀之”，可見江南各地為他建的祠有多處，是念他政績卓著，為他樹碑立傳。“*”時曾批判過樹碑立傳。其實，樹碑立傳有該批的，也有不該批的，不能一概而論，必須看具體情況：－是要看是否確有政績，且這政績是否被百姓公認為善舉；二是要看這個碑由誰樹、傳由誰立。
關於政績，有些人認識上有誤區，認為搞的規劃越宏大、建的工程越多就政績越大，就越能樹碑立傳，其實是南轅北轍。有的是為政績而求政績，是為自己樹碑立傳，有的是將其作為職務升遷的臺階、“電梯”甚至“直升機”……後者這樣的出發點，大都急功近利，容易重形式而輕實際作用，容易浮誇，越搞慾望越膨脹規模越大，只重錦上添花，不願雪中送炭，就很難真正對百姓有益；或者眼前看似有“益”，而日後要被證實對子孫有大害；更有甚者，明明擾民、害民，竟還要巧妙裹上“為民”，甚至更美麗的包裝……有的是創造建大工程的機會好*一把，侵吞納稅人的錢。這些當政者可以依仗權力不顧人民代表、政協委員的諫言，強行實施。
然而，任何人從政掌權時間再長也不過幾十年，卸任後就由不得自己裝飾美容，最終又都必須接受歷史公正的檢驗，只能任人民評說了，“政績”就有可能成為恥辱和罪孽的鐵樁。所謂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中，已經不乏碑毀聲名狼藉之例，那便丟了面子、髒了形象、臭了名聲。到那時，那些曾經的主政者如果活著，又會是怎樣面對，會是一種怎樣的人生體驗？
當然，另一種政績就如周忱治芙蓉圩的水患。之前早有李冰父子築都江堰，還有蘇東坡疏浚西湖和收養棄兒數十人、呼籲制止殺嬰風。新中國建立至今，從中央到地方，為人民竭盡才智鞠躬盡瘁的幹部不計其數……無論古今，這些從政者，總是力排私念私慾，謀事唯民生是為，壓根兒沒有要給自己創什麼政績的動機，只想做點善事為百姓造點福。這種作為，往往還要有違上司意志，受許多委屈。蘇軾處處為民造福卻屢遭貶謫。周忱“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所疾苦，為之商略處置”，不坐轎子，不擺排場，“見者不知其為巡撫也”，是標準的公僕形象，卻因革除糧稅積弊得罪地方豪紳幾遭造惡狀受彈劾。他們都無一己功利私念，絕非懷半點為自己樹碑立傳之心，終究被一代又一代人民裝在心裡。民心作證，周忱最終獲得朝廷“*”，“文襄公祠”不是皇帝敕造，也不是哪級政府下令嘉獎的產物，而是百姓感於他恩德自發建造的。文襄公祠香火延續了四百餘年，《明史》上為他立了傳，永世紀念他。當時誣陷他的那些人，如戶部郭資、給中事李素、豪紳尹崇禮、彭守學等，惡行也都實記在《明史》周忱傳裡，惡人倒也“青史留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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