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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風格、流派形成的規律概括為：故為之，則無為；不為之，則有為。政績，樹碑立傳與之同理。真正的碑，是人民的口碑、心碑，自己豎碑立不牢，人民、歷史給樹給立，才能長久甚至永恆。願“執政為民”真正深入幹部之心，那些心繫人民的幹部中能湧現一批又一批比周忱還要優秀的公僕。也願民心能為他們樹碑立傳世代傳頌。
本文原是我對當政者的一種希望，一種提醒。我也知道，講的這些道理再對再正確，力量也微乎其微！光靠講道理使當政者自覺做蘇軾、周忱，自然也會有，但比例不會大，只是一種“典型”罷了。
要從根本上治絕那種為政績發燒的瘋病，還是要靠*選拔幹部，靠完善的*監督機制。有了好的機制，也許我這文章就多餘了。
紅燈·綠燈
五一假期我去了一趟上海。
晚上八點多鐘，我從外灘乘計程車回下榻的賓館，年輕的司機打量了我一眼問：“你是外地人吧？” 我說是。他便跟我搭話，說剛才有一撥人要坐他車，也是外地來旅遊的，有三個大人和三個十歲上下的孩子，硬要六人擠一車。他說：“這要超載，明顯違規，我能做嗎？他們還怨我說‘上海人真死（板）’。五一開始實行新的交通安全法，違規處罰很嚴，酒後開車兩次被查到，就要終身取消開車資格，不能跟法規去碰撞呀。”他帶著委屈的情緒，但沒有上海人輕視外地人的口氣。他還說：“其實上海的計程車行業的文明程度，已可以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只是車子不如他們檔次高。” 他似乎很自豪，是為自己，為行業，也為上海。我說，是交警管得嚴吧？他說：“都嚴，他們對我們嚴，我們也可以監督他們，交警來處理你違章，得先敬禮；如果不敬，我們可以投訴；先敬禮這樣的小節，看似無關緊要，若被投訴三次，就得脫下警服。”
計程車司機的話說明，在上海，司機遵守法規，交警就無權管；交警觸犯規章，也要受到公眾包括計程車司機的監督；交警和司機，其實不是管與被管的關係，而是同樣在受到法規的約束，同樣可以相互監督對方。交警管理交通，目的不在於管，而是在於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和交通暢通。有報刊介紹，在美國，交警不僅是管違章違規，也不僅是處理時態度文明有教養，更多的是服務，見司機開車發生故障或陷於險境、困境，都會熱心地想方設法幫助。而美國的開車人，交警、司機、行人的關係很友善，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在美國親見過這樣一幕：兩輛汽車相撞，駕車的都是婦女，都未受傷，兩車都有破損，但還能勉強開動。她倆把車子弄到岔路上，心平氣和商量解決問題，交換了駕駛執照號碼，弄清了事故過程，約定時間解決，三分鐘後就各自開車走了，連警察都未到場。事故發生後，她們首先做的是不妨礙別人通行，再是以正確的態度對待事故，節約了別人的時間也節省了自己的時間。我們國內，國民的交通遵守法規意識確實很淡薄，駕車違規己屢見不鮮，在馬路上所遇見的兩車相撞，就不是這麼簡單，這就有許多問題，值得與美國國民比較而作深思。
一個城市或一個地區，交警、司機、行人三者都超出管與被管的意識，都具有為自己和為他人交通安全而養成的遵守法規的習慣，交通安全管理就進入了自由王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會達到相當文明的程度。
一家著名文摘報上有一篇文章說，一股騎腳踏車、摩托車匯成的車流行到十字路口時，綠燈轉成了黃燈，大批人照樣衝向前闖過去，獨有一個騎腳踏車的女青年煞住車等待綠燈。作者讚揚這個決不隨大流的女孩，還推而廣之擴大外延，提倡人在社會生活中要有點慎獨精神。其實，這位作者並沒有真正讀懂“慎獨”。
慎獨，儒家《中庸》中的含義是，不管有無他人在旁，都要嚴於律已，一絲不苟，堅持道德操守，曾國藩書“慎獨”自勉，也是這個意思；又，在簡帛《五行》中，則是指在群體意識中慎重地對待個人意識。這位作者提倡的大概是《中庸》中的意思。但那女孩的品行，其實用《中庸》中“慎獨”的含義並不貼切：交通規則明明存在，明明有紅綠燈警示，也在眾目之中，她只是公眾場合守了每個人應當遵守的規矩，就作為慎獨精神來提倡，把慎獨標準就降低了；當然，每個人應當遵守的規矩，大批人不遵守，只有她一人遵守，也著實令人悲哀。我以為這正折射了國民法紀意識滑坡到了驚人的程度啊！
有一次我在江南某城市坐計程車，與一位騎摩托車的交警同時遇到紅燈停下，當紅燈倒計時跳到還剩三秒鐘時，那交通警就發動了明晃晃掛著“交通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