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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異化為直接以旅遊景點門票斂財，這是極其簡單極其膚淺極其低檔的認識。於是不惜縱容將宗教寺觀、革命家和文學偉人紀念館等精神文化聖地都變成搖錢樹、聚寶盆，把神聖的精神當肉賣，而且為能吸引遊客，希望把它們吹得越神化越好，頭腦裡全然沒有半點考慮到精神汙染和道德消解。有些庸僧違背佛教教義精神而皈依金錢，有些“文人”為旅遊景點編寫解說詞時，也跟屁蟲似的，賣力地迎合那些沒有思想的領導們的“意圖”，背叛文化的先進性，背叛現代文明，不惜宣揚鬼神搞迷信進行蠱惑，或者拉封建帝王的大旗當招牌。小小的導遊僅僅是小和尚唸經而已，哪可能有那麼強的辨析能力。這種“文化”，可以說已到了氾濫的程度，有誰在負責認真審視、管理、矯正不良導向呢？
這是上當嗎？
2006年5月去北京，上翠微商場過天橋見一位乞討的老太太，我下意識掏零錢，把一張二十元紙幣誤當一元的投進了她面前的盆子，老伴發覺提醒我，我稍一怔，覺得既然投下就算了，沒再找小面額錢調換。晚上有人請客吃飯，講到這事，主人連講了幾件給乞討人零錢的事例，說那些乞討不是真正可憐的乞丐，他曾經上過當。
這種“上當”，近幾年我多次聽到有人憤憤地說起，似乎是吸取了教訓，覺悟了。可是這種“覺悟”的花，會結出什麼樣的果呢？
現在遍佈經濟發達地區城市的乞討者，大都是貧困落後地區來的，確有一些是具有一定勞動能力的中年人，也確有受父母暗中指揮的孩子，甚至也確有帶強迫性的……然而，也確實真有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弱病殘，有家庭極度貧困的在校學生，也有憑音樂一技之長在街頭演奏或演唱的，也有因天災人禍一時處於絕境的……我們遇上的乞討者，是否真有難，無法判斷又不能去調查，難道就不捨出那點小錢，就放棄了對其中真正有急難者幫助的機會？一次次掏出零錢，即使其中有相當的次數不是給真正急需要幫助的人，我們又有多大損失呢？
有人說這會培養懶漢，看似很有道理，其實並不完全正確。即使有一定勞動力卻在乞討，也會有多種原因，有的可能確是遭了天災人禍，有的卻因貧困到發達地區謀生而一時無法找到工作……是出於無奈。他們嚴冬得終日立在風雪裡，炎夏整天站在烈日下，晚上睡在雨篷下、橋洞裡，飽受風霜雨雪和烈日酷暑相摧以及蚊叮蟲咬之苦，還得常常遭人白眼，隨時會遭驅趕，人格受著屈辱……我們住樓房、吃魚肉、穿時裝、寒暑有空調、休閒有電視，能夠體會到他們那種生活的滋味、那種人生的艱辛嗎？願意也像他們那樣付出嗎？他們至少比去當扒手、盜竊犯知羞恥守法紀。我們捐款到老少邊窮地區“扶貧”，難道只“扶”老弱病殘不扶中年貧困戶嗎？也許，這些乞討者中也會有積蓄郵匯回老家，甚至還可能有人富有起來，但也是極少數。但與許多昧著良心坑蒙拐騙掠奪人們血汗錢的比起來，跟貪汙受賄比起來又如何呢？我們對後兩者倒往往是無限容忍、麻木適應，對於這些弱勢群體卻是怕上當，善惡標準是否混亂了？我們是否正在喪失平民立場，思辨力退化了，靈魂生病了。
前年曾在《報刊文摘》看到一篇文章，說美國一個小城從外鄉來了兩個乞丐，大家習慣地給零錢接濟他們；幾年之後這兩個乞丐變富有了，還在乞討，人們鄙夷他們並把他們趕走；小鎮沒了乞丐，人們慈善的心無法表達，精神失衡，就又去把他倆找了回來。
由此可見，不同文化孕育的兩種為善出發點。美國人接受基督精神，認為人有原罪，懷懺悔心理，不圖報償，是為靈魂自救，是自我人格完善的需要。中國傳統文化提倡的是“行善積德”，積德是與六道輪迴結合的，或死後能上天堂，或來世還能投人胎更加輝煌；或“為子孫後代擁根”，於是就有“上輩子積了德”、“前世修來的”、“祖墳上冒青煙”等說法，行善是為了未來有所得。必須承認，這種“行善積德”成為一種信仰，兩千多年來確實對中華民族道德大廈起了無可估量的支撐作用。我承認，也有為善不圖報的感人事例，但這種事例在國民中所佔比例究竟有多大呢？人家的比例又是多大？我們不能老習慣於這種思維方法：把中國首富與美國中產階級比較來證明中國人比美國富有。
固然，釋迦牟尼在《金剛經》裡也提倡不期回報的境界；可是，因為佛教只有宗教職業者和迷信者，少有真正信仰教義的教徒群體，真正的信仰者遠遠敵不過因果報應的迷信力量，因而教義只能在經書上，只在一些知識分子的概念裡，沒有形成普遍的價值觀念，未能對中國社會道德建設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