濤聲自說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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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不用構思創作只要花一會兒工夫信筆塗鴉一幅畫就出價逾萬元，這又符合何種價值規律？這種“勞動”、“智慧”，除了在強化盲目崇拜和加大貧富差距，對社會進步人類文明，究竟有什麼積極的意義和作用？

三是退一萬步說，即使承認其以畫換取重金暴富合理，是否具有公民守法意識自覺交納了個人所得稅呢？

即使以上三點全部豁免，不違反任何法規，也不屬有違道德，但任何社會的任何歷史時期，還有境界、品位高低之分，有高尚與低俗、偉大與渺小之分。我們無權去幹涉後者，但我們應當對其作出分辨和評判，有所倡導，有所鄙視。鄭板橋也賣畫，是因其“以歲飢為民請賑，忤大吏，遂乞病歸”沒了“工資獎金”，以賣畫為生；也按畫幅大小，標價收潤筆銀兩，但“他樂於幫助窮人，書畫所賣得的銀兩往往隨手而盡，最後在貧困中逝世”。還有如當代山東藝術學院青年畫家蔡玉水，以十年時間埋頭創作了一高4米、長60米的巨幅水墨組畫《中華百年祭》，凝練而又典型地表現了由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南京大屠殺、鐵蹄下的孩子、人證等內容，畫了近四百個人物，展示了中華民族近代史上的一百多年的苦難，有強大的藝術衝擊力，在中國美術館展出，許多參觀者被感染得淚流滿面。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熱愛繪畫藝術，是因為我能不斷追求和發現真善美，我熱愛教師工作，是因為我每天都面對一雙純潔的眼睛”，w先生現在的換了的“活法”，難道可以與鄭板橋、蔡玉水的“活法”畫上等號？

在當代流行的“活法”，　究竟有幾人去細究和分辨、判別過它的具體含義？當代人喜歡追逐時髦新鮮，也就有人不斷創造新的說法、提法，這似乎已成為漫及全民族已經形成一種特性，這種特性是自我愚化，混淆是非榮辱，在汙染國民靈魂，腐蝕著民族的脊樑。

“換一種活法”，是否應配上另一句現代港臺電視劇中人物為堅持自己選擇常說的一句話：“我知道自己是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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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不染”、“別樣紅”（1）

荷花有“君子花”的美名，因有“仙姿麗質”，被文人雅士們認為有純潔高雅的品格，還被佛教認為是報身佛所居之“淨土”。荷花入詩文已有三千多年曆史，《詩經》中就有“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花）”的佳句，屈原的《離騷》中也有“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的浪漫想象。詩歌黃金時代的唐朝，以詩詠荷花者比比皆是，有孟浩然、白居易、王昌齡等一流的大詩人；以後到宋代，用詩文讚頌荷花者，有蘇軾、歐陽修、柳永、晏殊、黃庭堅、秦觀、楊萬里等文學大家。其中則以宋代楊萬里的七絕《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和周敦頤文《愛蓮說》最為有名，對於後世人認識的影響也最大。

周敦頤的“出汙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楊萬里的“映日荷花別樣紅”句，以其獨特而又耀眼的光芒，使歷代讚頌荷花的其他詩文黯然失色；凡讀書識字者幾乎無不知曉，還被廣為引用，對後世人思維的影響無可估量。例如，許多國畫家，其中有潘天壽那樣的國畫大師畫荷花，畫面都寫上“映日荷花別樣紅”句點題。我原也是欽佩讚歎了幾十年，並且在口頭上引用過。五年前忽然心生疑惑了。

固然，楊萬里“別樣紅”的“別樣”確實能給人特別新鮮的感覺和特別深刻的印象。然而我很納悶：這“別樣紅”究竟又是什麼樣的紅？按詞義說，“別樣紅”，並不是指定的某一種紅，其含義很廣，可包涵千種萬種紅；但也可以說什麼紅都沒指，這就有耍花腔之嫌了。這荷花“別樣紅”是因為“映日”，那麼我又想不通了，不由得又要鑽一鑽牛角尖，試問：紅色的芍藥、牡丹、桃花、月季、鬱金香等“映日”，是否也“別樣紅”呢？再說，這種“別樣紅”，潘天壽先生等畫家又是透過何種敷色技巧在畫上表現出的呢？我看潘老先生也是沒有用心想過怎樣表現別樣紅，不過是憑概念盲從地貼標籤罷了。當然，這種貼標籤式地套用古詩詞，不是潘老先生髮明，是中國的無思考概念化的繪畫傳統。

周敦頤的“出汙泥而不染”流傳更廣，其意是比喻為人——尤其是為官的高潔品性，其用心無可非議。但是比得似乎也不甚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