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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鏽鋼管欄杆配到靈隱寺山門前，不僅是破壞了名剎的外觀，更是改變了它的性質。寺院是佛門聖地，當是禁忌物慾，善男信女隨緣捐助錢財原是用於寺院修繕維護。佛門應是弘揚佛法，普度眾生，救苦救難的，一是從精神上普度，引導眾生向善；二是幫助物質上有急難者（行善，興辦慈善事業，東西方宗教幾乎完全一致的）。在舊社會，逢臘月初八，常州天寧寺總是煮大量“臘八粥”佈施，也該算是物質的善舉，自古不乏寺院收留落難文人或義士的例子……這些便是散放佛教慈悲為懷精神的光芒。山門前一配上不鏽鋼柵欄，完全變成商業性質、經營場所，變成了換取金錢的資本，與眾生的關係變成了買與賣，徹底摧毀了神聖的宗教精神。在我心目中，出過濟公活佛這樣的名剎，竟與周圍瀰漫銅臭的環境相融相混而渾然一體了，落到了這一步，真不知佛教的神聖究竟還能以何種方式存在？佛法究竟又怎能廣大？文化的靈魂又如何顯示？……
其實，應該回答這些問題的，又豈止一個杭州靈隱寺！
眼前那配置不鏽鋼欄杆的山門，在我心目中猶如一隻巨大金屬錢幣的方孔，讓我十分反感。我毅然對友人和司機說：“我們別進去了，走！”
我走過靈隱寺，沒進去。
再說外行、內行
記得1957年反右派運動，“右派”有個非常有名的觀點：“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對 “右派分子猖狂進攻”的“有力”反擊，便是“外行就能領導內行”！這兩種觀點在當時，一種是反動的，一種是革命的。那時的“外行”，不是我上一篇《官本位與奴性遺傳》中所指的具體的領導幹部，而是將其上綱上線到“黨的領導”，由具體上升為抽象，由微觀上升為宏觀，由方法論的分歧上升到政治敵對，這不能說偷換概念，至少是轉移了概念，是無限上綱。
無論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 還是“外行就要領導內行”，似乎都不正確也不科學，都有片面性，都是絕對化。
內行當領導，有能領導好內行的，也有領導不好內行的。按理說，內行當領導，與專業人員容易溝通，容易把握專業在事業中發揮的作用，容易瞭解專業人員的甘苦。我們平時逢事先聽說調一個知識分子到文化或教育、科研部門當領導，文化或教育、科研部門的專業人員便往往會有很高的期望值，認為知識分子出身的領導心會與知識分子貼近。其實這往往被後來的事實證明大都並不是這樣。在職務還是由上級任命的幹部制度下，知識分子一當領導，極容易變化。知識會是知識分子式的，而思想、觀念、意識、人格、看問題的角度，卻可能會官員化，會持官本位的立場。正如當前官場流行的一句話“屁股指揮腦袋”，大都會個人得失為第一；上司意志為先，是非曲直、正義公道為後；也就往往把同行當做攔路障礙或當墊腳石。譬如文藝界，建國五十五年來，好些專家做了官當了內行領導，在政治運動到來時，不照樣顛倒黑白，把同行整得死去活來？丁玲、劉紹棠不都是遭當官的同行落井下石九死一生嗎？中國本來就有句俗話：“同行是冤家”。我曾在另一篇文章說過，中國知識分子本來因科舉爭自己的前程，養成了根深蒂固的排他性，一遇名利誘惑這種排他性就會惡性發作，同行就要遭殃。
再說外行當領導，有不能領導內行的，也有能領導好內行的。建國初期有位將軍到“三線”某基地去當政委，在全體人員大會上講話，讀政治部主任事先為他寫好的講稿，讀了一小會便突然把稿子一丟說：“這上面有好些字不認識，念不了。”然後他又說，“你們看，我講話得別人給寫稿子，寫了潦草字我還認不得。這搞三線建設，不是靠我這樣沒文化的，要知識、技術，要靠你們，你們得好好學習，不斷提高！”這樣勇於承認自己有所短的領導，有自知之明，沒有虛榮，有對事業的忠誠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有大無畏的精神，不僅沒有失面子，相反更令人敬仰。這樣的外行，就未必不能領導好內行。還如劉備，文不行，武不能，是“外行”；然而其高明在於識己識人識才，三顧茅廬，成為禮賢下士的千古典範。這連諸葛亮都不如。
其實，並不只是外行和內行兩種人，還有不同程度的半內行、假內行。外行和內行都比較容易區別，半內行和假內行就很難被大眾辨識清楚。譬如有的人在文化部門當領導時間長了，就會自我感覺良好，覺得無論書畫、攝影、戲劇、曲藝、博物就全都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