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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飢餓逼得許多人不得不去做“賊”。在春天青黃不接時，我母親為了一家四口有填肚子的，也跟同三四個年齡相仿的中年女人結伴，半夜各帶著一隻大江竹籃，去鎮外集體的田裡去偷了兩次紫雲英（當地叫“紅草”），第一次偷了滿滿一籃，儘管當時有許多人因為無糧多吃了綠色菜蔬得了臉發青發紫的“青紫病”，飢餓難熬的我們一家，每人一碗煮熟的“紅草”，吃得還是比現在的山珍海味還要享受。第二次母親提籃再與人結伴去偷時，沒料到已有人在看守，快裝滿一籃紅草時被發現了，她們怕被抓住，拼命逃跑，只能丟棄裝著紅草的竹籃。母親逃回家衝進門後，驚惶地把大門關上，背靠門板上氣不接下氣地急喘，臉色慘白……那情景，像用利刀刻到了我記憶裡。平時拎籃上街買菜的“街上人”，竟拎籃去偷紅草，身份和心境有了天壤之別。母親拎的那籃子，裝著的實是她對全家人的愛呵。
第二年，食品依舊緊缺，樣樣是昂貴的黑市價，二十一歲的我雖是當了教師，月工資僅三十元，一斤胡蘿蔔黑市價竟要賣一元八角，那點錢怎夠飽一家人的肚子？母親要我用一個月工資做本錢，和弟弟同到十里外的舅家村上去，找捕魚的遠房舅舅收點鯽魚到鎮上來賣，想賺點錢。星期天，我和十八歲的弟弟各拎一隻大江竹籃起黑早出發，到那兒順利地收到了近四十斤魚，裝了兩籃，各人臂挽一籃往回走。那時這種販賣是“投機倒把”，犯禁，我們在籃上蓋了破衣裳，大路不敢走，專走小路，儘量避著人們的眼睛。才走了一里多路，一個駕牛耕田的中年漢子突然放下犁躥過來攔住我們，強行揭開我弟弟拎的那隻籃上蓋的舊衣裳，兇狠地說我們是投機倒把，強奪我弟弟拎的一籃魚說要去大隊部。我弟弟幼時生過腦炎，智力不如常人，小學都沒能念畢業，左臂也落下殘疾，卻容易激動，拼命拉住籃絆破口罵：“操你娘，怪你什麼事？日你娘……”那漢子黑臉、鷹目、連腮鬍子，身強力壯，一股橫蠻的氣勢；我也是文弱書生，兄弟倆絕對敵不過他，鬧下去後果不堪設想。為緩和衝突，我狠狠打了弟弟兩個耳光，呵斥他不該罵人，連連對那人說對不起。幸好有個年輕人走過來，幫我們說話，那漢子才勉強讓一步說：“我要吃活鯽魚！”我就給了他兩條大鯽魚，才算了事。臂挽兩籃魚到家，籃絆粗硬的篾把我倆臂彎都勒出了一道道帶血印的凹糟，但這只是皮肉痛；弟弟被我打的左邊臉頰那紅紅的手印，是心頭的痛。
那回，那年輕人與我們同路上小鎮，路上告訴我，中年漢子與他是同村，其實當過長工，是貧農，也沒犯過什麼大錯，僅是為人強橫，土改時劃定成分，村幹部歪曲政策，竟把他硬劃為“壞分子”。那時的“地（地主）、富（富農）、反（反革命）、壞（壞分子）、右（右派）”稱做“五類分子”，是“階級敵人”。他受冤頭上戴著政治黑帽子，遭遇了不公，卻還借政治氣候欺侮我們，實在也是魯迅筆下的悲劇型性格，令人感到悲哀。
這些與竹籃相干的痛，深深植根於我心底，至今觸控不得。
近二十年，竹籃漸漸在城鎮居民生活中消失了。如今買菜或者買早點，沒人再拎竹籃，每買一樣，店主、攤主都會給用塑膠薄膜方便袋裝上。老伴去一趟菜市場，總要帶回五六個甚至七八個大小不同的塑膠方便袋。我過去不上菜場，沒留意這些生活細節，今年開始與老伴每天早上一同外出散步，順便買早點買菜，那鋪天蓋地的塑膠方便袋，那家裡每天都增添許多會汙染環境的無機垃圾，開始刺激我神經：人類在為地球環境日益汙染而憂慮，政府在為日益增多的白色垃圾處理而犯愁，人們也知道塑膠製品對健康有害，為什麼就不能重新把竹籃找回來拎著上菜場呢？我家儲藏室還有一大一小兩隻洞頭竹籃，就是上世紀80年代鄉下親戚送來的，二十多年了，還是結結實實的一點沒損壞。我找出籃子送到老伴面前說，今後上菜場就拎著它，也減少家裡垃圾。她似乎有點不以為然，說是你一個人拎籃能減少多少垃圾呀——她顯然已被這個時代的風氣同化了。經我堅持，她最後雖然勉強同意了，可是去買菜卻還是常常忘記帶上籃子。唉，當一個人一旦形成了一種習慣，往往不是道理所能輕易使其改變的。我想，也不必強迫她一下接受，以後就多陪她去買菜，籃子由我帶上吧。
按理說，竹籃是古老甚至可以說是原始的手工製作的用具，代表著陳舊落後；塑膠方便袋則是現代科技的產物，體現著現代物質文明。然而這兩種東西對於當代人生活的意義，卻恰恰相反，竹籃可以減少環境汙染，使人們保持文明生活習慣；塑膠袋卻在製造汙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