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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疚與不安。
然而這十多年來，竟有越來越多的“文人”熱衷於重蹈我的舊轍。其中有些人，對古代典籍中所述一知半解甚至似懂非懂，卻能從故紙堆裡尋找到最經典、最權威的資料貼到自己臉上身上，堂而皇之擺出“學富五車”的架勢，有著比古代文人更善於討好權貴的藝術。他們看是向領導提意見和建議，實質是一種不顯山不露水的阿諛，迎合了有些領導追求虛榮和麵子做表面文章的心理，也為有些官員的貪念找到了“金礦”。既有“學問”，又為領導獻了“良策”，自會得到回報，會得個“委員”、“代表”的桂冠，或能戴頂名譽性的“副會長”、“副主席”的烏紗，甚至有的還能沾上個行政官員的副職。
當前有個熱用的時髦名詞：“打造”，我看到、聽了神經就緊張，它總讓我聯想起1958年依附著狂熱和浮誇魔性的大躍進。這些年各地“打造”的 “業績”，是否都遵循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否真正符合科學發展觀？有多少經得起檢驗的？又有多少是不該打造的？糟蹋了多少財力、物力、人力和土地資源？是否會給後世造福還是留有禍患？這些，稍有思維能力和良知的人都能看清楚，並且深懷憂慮。有些“文人”卻還在為這種“打造”搖旗吶喊、推波助瀾，慫恿對文化的踐踏，鼓動糟蹋資源揮霍財富和資源。我不由想起國畫大師齊白石老先生所畫《不倒翁》的題詩：“摺扇烏紗儼然官，不倒本是泥半團。倘若將其來打破，通身何處有心肝。”真想借用最後一句送給這類文人。
那些“文人”真善於尋找許多歷史典故來顯示有文化。其實有時歷史典故羅列得多的，恰恰更說明沒有文化。一個沒有讀多少孔子、孫子，也沒讀過多少韓愈、蘇軾者，並不等於一點沒有文化；一個能擺出許多孔子曰、孫子曰、韓愈說、東坡說的人，並不等於就有文化。有個人寫了一個反映春秋時代故事的劇本，劇中人物說了孔子、孫子的好些名言，竟還引了韓愈的話，去說服別人；韓愈比劇中人物晚了一千多年呢，豈不比“關公戰秦瓊”還要荒謬。這才是真正的沒文化。我們通常所說的某人有文化，並不是指所知的現成知識，而是指學養，指認識、分析與判斷的能力，是指睿智，是指知所以然，還應包括具有好的品性。許多“文人”將文化符號、標記無知地拼湊，煽動“開發”、“打造”；有些主持者是被其催生成為荒謬製造者的典範，卻還以穿“新衣”的心態而自豪，倒真是新“裁縫”和新“皇帝”的黃金搭配。有位年輕文學愛好者最近與我交談說：“現在是‘學者資料化，文人娛樂化’。”當然這是指一種傾向而不是指全部，我以為很經典，因為這種傾向已經相當嚴重。“資料化”是說自己的發現和創見缺位，而依賴和販賣現成知識；“娛樂化”是捨棄承擔道義捨棄追求真理淡化人文意識，而純粹追求逗笑娛人，或滿足於自我心情的調節的顧影自憐、自我欣賞、自我哀嘆。那些為“文化開發”疾呼的“文人”，是資料化和娛樂化兼而有之，還多了點含蓄的媚骨。
哲學是人類認識自身的透視鏡和望遠鏡，兩千多年後的今天，隨著哲學理論的發展，人類認識自身的能力，比古時不知要深入多少合理多少正確多少；西方現代思想文化的流入，有了科學的方法論與*精神，便有了文化比較、文化鑑別、文化篩選；當產生了文化*性精華和文化糟粕的優劣標準後，一切都必須以全新的科學的思維來重新審視。我們“文人”之外的民眾，也有責任啊，我們許多人彷彿天生追求真理的意識淡薄，似乎思考的能力天生差，思維彷彿骨子裡無法擺脫奴性。我們甘願膚淺、愚鈍、麻木，對這一切缺乏辨析能力而聾子看笑般容忍著、認可；痴痴地看那身“新衣”緘口無言甚至視若無睹；當歷史重新經過積澱，後人會是怎樣地譏笑我們無知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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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知音文化”（1）
——“古琴臺三章”之三
《古琴臺背後的思考》作者還創造了一個名詞：“知音文化”，竟還提倡弘揚，很是好笑。
“知音”兩字被中國人——尤其是文人引用了兩千多年，傳播之深遠無可估量。可不知引用者都是怎麼理解的。我也用了多次，自問未有一次真正用心體味過它的真義，思維有惰性。
知音，原意很清楚：俞伯牙彈琴抒懷，鍾子期聽懂了琴聲中的音樂語言所表達的意思：“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是懂音律知曲意。在俞伯牙看來，可以以琴音對話者實在難得，便認定鍾子期為知音。這種知音，先決條件是雙方音樂藝術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