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詣、修養都要達到相當的程度，否則便是對牛彈琴。
“知音”的一個近義詞是“知己”。人們把“知音”與“知己” 等同，其義得到引申，不必再與琴音有關。後來“知音”、“知己” 又一併被引進男女之情，最早恐怕應是西漢卓文君與司馬相如，也是因琴音相知，可能是由之推開其應用的文人化。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金嗓子”周璇唱的《天涯歌女》中，也有“天涯呀，海角，覓呀覓知音”，這就開始走向大眾化了；進而，又從相知相惜的愛情引向婚外感情。上世紀80年代描寫蔡鍔與小鳳仙一段故事的電影取名《知音》，把“知音”、“知己”更加世俗化了。今天這個時代，關於男女之情觀念更開放，於是“紅顏知己”應用被廣泛化，“藍顏知己”也被髮明出來，便是泛世俗化了。
自古說“知音難覓”，也雲“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有真正知音、知己的人比例很小，當然，在整個歷史長河中可舉的例子還是不少。他們成為知音或知己的緣由應是千差萬別的，身份、學識、思想、道德、修養都會有差異。因此知音、知己便有了千差萬別的內涵，有著無窮玄奧。有的是因孤獨寂寞，有了知音、知心，便排除了孤單，就有了個人友誼，有了情感的滋潤；有的是為尋求志同道合者，實現共同的理想和目標。這後者應勝於前者，然而仍有品位、境界高下之分，如劉、關、張結義，有一致的宏圖，有志向，是為匡扶漢室。而*與恩格斯，瞿秋白與魯迅，胸懷國家、民眾甚至整個人類，有努力求索產生的創見新見，這樣的知音、知己最神聖最崇高；當然他們也因之結下友誼，有感情帶來的幸福；所開的知己之花，結的可是為國家前途為民眾福祉為人類進步之果，是真正值得敬仰值得效仿的。蔡鍔和小鳳仙，似乎也應屬於後者；只惜是，人們的興趣往往重其男女婚外情義，而輕其相知的正義內涵。
我們通常把知音、知己看做褒義視為美好，其實這兩個概念，並不含是非無褒貶美醜。除了包含上邊所說的不同境界不同層次，還該包含那些“反面”人物間的交往，如一個*倒臺的朝代，有為之頑固抵抗或復辟的“忠臣”之間死心塌地的結盟，他們往往也是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甚至還應包含那些兔死狐悲的惡人……
摔琴謝知音兩千年來倍受稱頌，成千古絕響。我以為可欣賞，但不必效仿。俞伯牙彈琴達到那種高超的程度，進入極高的境界，僅僅為求一知音；鍾子期死了，他就摔琴謝知音，一生練琴就為彈給一人聽，那琴藝究竟有什麼價值呢？藝術素有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說，有雅俗之分；陽春白雪多為士大夫階層欣賞，與廣大人民群眾無緣，也就有“曲高和寡”之說。陳毅曾詩云“陽春白雪，和者必寡”；大眾只能欣賞下里巴人——通俗藝術。藝術真理應是，高雅的內容與大眾所能接受的形式相結合，雅俗共賞，才能最大地實現其審美價值。
咀嚼“知音文化”（2）
俞伯牙只求一人欣賞，豈不狹隘、偏執？那種人生究竟是為大眾為國家還是為自己？究竟有多少價值？值得我們去效仿嗎？有人曾與我爭論說俞伯牙摔琴是千古絕響，似很神聖；我總覺得是一代又一代文人迷戀的一種幻象，又有幾人真正身體力行效仿過？
其實，“知音”之說影響這麼廣泛，主要不是靠典籍記載的史實，而是靠馮夢龍的《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的小說，故事是虛構出來的。多數人信的，恐怕只是馮夢龍的虛構故事。
另有個“士為知己者死”，我以為也需要重新認識。“女為悅己者容，士為知己者死”，是《戰國策》上有名的豪俠之士聶政、荊軻、豫讓為了報答他人的知遇之恩，不惜生命、剛烈永訣，為朋友赴湯蹈火、義無反顧。有文說“他們身上體現的古代英雄節義、精神價值”，後來也成歷代中國人提倡的交友最高境界、效仿的典範。在今天看來，“士為知己者死”僅為“知遇之恩”，並不要求區分知遇者的人品高下志向優劣，僅服從於個人感情，屬小義，而不強調服從大義；再說，即使為大義，也要有作用於大局的改善，而不僅僅為殺身成仁；否則，那也是不珍惜生命，是類似於愚忠的愚義。我若有知己，絕對不贊同他為我去死；否則，我便是對他沒有友情，也沒有人道。“女為悅己者容”就更加狹隘、淺薄甚至有點輕賤了。
一個人嚮往有知音、知己，無論是為大志還是為個人精神、情感需要，都無可非議。但對覓知音、求知己，我不願認同；知音與知己不應是覓得的求得的，該是自然的相遇相逢。“酒逢知己千杯少”，就是個“逢”。盼是願望，相遇相知是平等的；求、覓，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