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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澤東選集》卷1，第32頁，人民出版社1966年橫排本。
［38］《鳳洲雜編》卷1，第1頁，見《紀錄彙編》。
［39］《綏寇紀略》卷3，第53頁。
［40］［41］同上，卷10，第215頁。
［42］同上，卷2，第45頁。
［43］《國榷》卷100，第6026—6027頁。
［44］《再生紀略》，第13頁。
［45］《北歸紀》，第14頁。
［46］蔣祖緣：《李自成與朱由檢爭奪天命的鬥爭》，《學術研究》1979年第3期。
［47］參見拙作《明末農戰史雜識》第二節《“邊調曲兒”辨》，載《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集刊》第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48］《罪惟錄》帝紀卷17。
［49］《懷陵流寇始終錄》卷6，第28頁。
論明末農民戰爭與清初反君權思潮
明代是極端專制主義的君權高度發展的朝代。作為皇權大肆膨脹的一個標誌，是皇帝被進一步神化，所謂“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君王。太平氣象家家樂，都是皇恩不可量”。［1］差不多至遲在明朝後期，以神化皇帝、崇尚君權為核心的“天地君親師”的神牌，在千家萬戶供奉起來。［2］但是，在階級社會中，任何一種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存在，必然會產生與它相對立的思想。明代中葉，承平日久，隨著經濟的發展，物質財富的增多，統治階級的消費幅度越來越大，明武宗之流窮奢極欲，就不能不在思想界激起懷疑、批判君權的火花。當然，人們懾於封建專制主義的淫威，這種對君權的懷疑、批判，只能用歷史批判的形式出現，而不可能對當朝皇帝進行直接的批判。例如，萬曆中期的謝肇淛，儘管他也曾煞有介事地說什麼“我朝若二祖之神聖，創守兼資，而紀綱法度已遠過前代矣。仁宗之寬厚，宣宗之精勤，孝宗之純一，世宗之英銳，穆宗之恭儉，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宣、孝二主尤極仁聖，真所謂聖賢之君六七作者，固宜國祚之悠久無疆也”。［3］但是，這一長串的溢美之詞，不過是障眼法，或者說是為否定君權而披上的外衣。正是在這一大段為本朝皇帝唱讚歌的文字前面，謝肇淛痛快淋漓地寫道：“三代以下為主，漢文帝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雖恭儉，而治亂相半，不足道也……建武之政，近於操切；貞觀之治，末稍不終……蓋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輔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雜並進，河北西夏，日尋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漢則昭、宣、明、章，唐則玄、憲、宣、武，宋則太祖、太宗、孝宗，其撥亂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約賢聖之君，百不得一；中上之資，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縱者十五，世安得而不亂乎？”［4］這裡，謝肇淛把“三代以下”的皇帝大部分都否定了，指出他們當中連“中上之資”也“十不得一”，絕大部分都是庸庸碌碌、放縱浪蕩之輩。這就揭開了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假面具，戳穿了皇帝是神的神話。類似謝肇淛這樣的批判君權的思想，一直流波不息。清初雍正皇帝曾憤憤然地說：“昔明嘉靖、萬曆之時，稗官野史所以誣謗其君者，不一而足，如《憂疑議錄》、《彈園雜誌》、《西山日記》諸書，鹹訕誹朝廷，誣及宮壼。當時並未發覺，以致流傳至今，惑人觀聽。”［5］這正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明中葉後思想界否定君權的動向。但是，這種批判君權的思想，在明王朝封建專制主義的桎梏下，畢竟沒有能夠形成一股強勁的思潮。沒有封建秩序的大動盪，就不可能有新思潮。只有在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這四根封建主義的繩索遭受沉重打擊而出現鬆動後，批判君權的思潮才可能形成。轟轟烈烈、勢如狂飆席捲大半個中國的明末農民戰爭的風暴，正是起了鬆動這“四根繩索”的偉大作用。以李自成、張獻忠為代表的明末農民軍，不僅焚燬了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鳳陽皇陵，殺了所謂“天潢貴胄”——藩王世子，甚至在攻克洛陽後，逮捕了福王朱常洵，“薦王於俎，酌其血雜鹿醢嘗之，曰此福祿酒也”。［6］直到進軍北京，攻入紫禁城，迫使走投無路的崇禎皇帝朱由檢懸屍煤山。同時，農民軍由弱變強，節節勝利的過程，也是君權的腐朽、暴戾進一步暴露的過程。即以朱由檢而論，性多疑忌，剛愎自用，鋤去客氏、魏忠賢后，卻繼續重用閹人，讓宦官監軍，動輒大興詔獄，革除、殺害大臣，17年間，竟像走馬燈似的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