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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到燃起燎原烈火的過程，就是衝破封建宗法關係束縛，不斷對族權予以打擊的過程。就張獻忠來說，史載：“開科取士，狀元姓易，本姓楊，因獻忠極恨朱、楊、左三姓，見無不殺，故去木旁以避之也。”［21］“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在城鄉紳，亦無噍類”，［22］張獻忠對朱明王朝及其忠實鷹犬楊嗣昌、左良玉恨之入骨，遇此三姓，嚴厲鎮壓，對封建宗法關係，當然是個沉重打擊；但不分青紅皂白，僅僅以姓劃分，確定打擊方向，也充分反映了作為私有制下農民這個自發階級的領袖張獻忠，還不可能真正認清封建族權的階級本質，因而擴大了打擊面。這個問題從根本上來說，也恰恰表明了古代的農民革命，是不可能真正斬斷族權這根繩索的。
事實正是這樣，在明末農民戰爭中，在封建宗法關係這株枯藤老樹上孳生的家族觀念、地方觀念，成為農民軍及其領袖的嚴重的腐蝕劑。有的農民軍的將領，囿於家庭的束縛，成為叛徒。劉國能即為一例。史載：“（崇禎十一年）大賊闖塌天姓名劉國能降於左良玉。……國能曾為庠生，被掠入賊，不得返正。遂以智勇著名，性孝，歸降，奉其母命也。”［23］劉國能後在葉縣被農民軍所殺，成了明王朝的殉葬品。宗法觀念也常常使農民軍混淆階級界限。如：“甲申，寇變，邑紳士俱被擄掠，君父亦見幽於公廨，君號泣赴之，哀動路人。賊咄咄相謂曰：孝子也，卒脫於難。”［24］又如，明督師李建泰剛剛投降，李錦即“呼建泰為叔父”。［25］如此親熱之早，其惟一的原因，不過是李建泰姓李而已。再如，即使在激烈的戰鬥中，雙方對陣時，農民軍遇到官軍中的親友，仍親熱異常，委以諸事。史載：崇禎九年（1636）四月，“陝按錢守廉奏曰：賊復入秦，據西安州縣，攻殺寨堡。延安南北，屍積原野，血泛荒河。賊本起於延安，官兵多其親舊。每對陣時，拱手寒溫，贈人事，寄家書，委以財物、牲畜、人口，斬級報告”。［26］即使像張獻忠那樣的農民領袖，對於明朝官吏的任用，往往不論其表現如何，而以是否同鄉為轉移。例如，獻忠攻克成都後，“惟按臺及成都推官劉士鬥、華陽知縣沈雲祚被執，劉、沈二公當時見殺，獻忠以按臺同裡，強欲留用。而按臺堅白之操，任其磨涅，終不磷淄。獻忠給衣帽，即當面掣碎，以金盃致酒，按臺迎面擲之，濺忠滿面，罵不絕口。又強留數日，按臺勺水不入口，惟求速死，至七日後方見殺”。［27］對於張獻忠來說，真不啻是自討沒趣了。同宗、同鄉觀念，更為明朝官吏在農民軍內部重新掌握大權大開方便之門，成為農民革命隊伍變質的一個重要原因。例如，崇禎十六年（1643）正月，農民軍攻克承天府，“巡撫李振聲迎降，與自成通譜”。［28］後即被委以兵政府侍郎。而在進入北京後，“工科給事中高翔漢、翰林院檢討劉世芳、少詹事胡世安，並改為宏文館檢討，俱自成鄉曲奧援也”。［29］而李自成在西安稱王后，“大會群賊，戎馬萬匹，旌旗百里，詣米脂祭墓”。［30］“訪求宗人，贈金封爵”。［31］上行下效。“凡秦人之為賊者，無不訪宗族，修墳墓。”［32］李自成在北京甚至公開宣稱：“陝，吾之故鄉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33］在這衣錦還鄉、大肆掃墓、訪求宗人的金鼓聲中，以及“十燕未足易一西安”的聲言中，我們彷彿看到了衣錦還鄉的漢高祖劉邦在歷史的墳墓中向李自成招手，農民起義領袖向封建皇帝蛻化的歷史悲劇，再一次在我們的眼前重演。顯然，在明末農民戰爭中，叱吒風雲的農民英雄們，與古代歷次農民戰爭一樣，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打破家族宗法思想對他們的束縛，真正推翻封建族權這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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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節：“擬桃源”解（8）
三
歷代封建統治階級都以神道設教，用宗教迷信麻痺人民的反抗思想。明王朝利用各種形式，透過各種渠道，在宣揚陰陽五行、君權神授、敬天法祖、祀神祭鬼、萬事命定等方面，可謂竭盡全力。早在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命令李善長撰《郊祀議》，鼓吹“‘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圃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則祀皇地祇於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太祖如其議行之”。［34］僅從此郊祀之制，不難看出明王朝在宣揚天命論方面，如何費盡心機。而兜售天命論的各種所謂警語、格言，像噩夢一般纏著人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