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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今在中國做生意可以著眼於長期，而不必老是擔心中國的週期性政治不穩定。
在中國，有宗教背景或沒有宗教背景的地下組織自古有之。但“政黨”卻是一個舶來品。一般認為輝格黨是英國從17世紀末到19世紀中期的兩大政黨之一（另一個是託利黨）。輝格黨起源於主張君主立憲和反對獨裁，但輝格黨和託利黨當時都還算不上是現代意義上的政黨。至少，要到1784年，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領導改建過的輝格黨起來反對小威廉·皮特為首的執政的“托利黨人”之時，政黨政治才開始發展。根據理查德·岡瑟和拉里·戴蒙德的分析，政黨可以是精英式的、群眾式的或民族式的，可以是從事競選的，也可以是從事群眾運動的。中國共產黨是1921年從俄國引進的精英式革命“先鋒隊”，其意識形態的能量遠遠勝於國民黨，它的興起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風景。明朝末期和清朝末期農民起義的意識形態仍未擺脫“家天下”那一套腐朽思想，而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卻在發動群眾，執行紀律（約束那種講關係講情面的文化），降低執行費用（交易成本）等方面非常成功。
在政黨政治的條件下，遊戲規則、遊戲的期望、遊戲角色的行動計劃和行為模式，都與以往家天下時代截然不同了。這種體制變化的幾個重要方面包括交接班制度、任期安排和行使權力的方式。然而，從家族政治到政黨政治的變化已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許多人忽視或者沒有認識到它的深遠意義。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現政權中，從前那一套皇位繼承的做法結束了。安排繼承人不再是看血統，而是看德才。第一代革命領導人還在時，主要看革命功績和威望，而到了現在則主要看建設的功績和表現了。換句話說，家族政治時靠“天命”和血統證明自己的合法性；政黨政治時則是靠德才和成績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血統因素不算數了，庇護提攜的因素仍然有用，但最重要的是德才因素。
現在不是“家天下”，已不會再出現小皇帝、病皇帝或老朽無能的皇帝。也不用擔心皇帝的幾個兒子和兄弟為皇位爭鬥，不用再擔心皇太后、皇親國戚、宦官、權臣的幕後操縱。從###到###的這次交接班被稱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第一次井然有序和按照制度辦事的權力移交”。這種平穩的交接班體現出一種轉變，即從依靠革命功績轉變為依靠德才，從個人權威轉變為規範準則，從個人崇拜轉變為建立共識，從“強人政治”轉變為集體領導。
被忽視了的革命：從家族政治到政黨政治（2）
德才邏輯使得講關係的老做法與德才要求處於一種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血親、同學、同鄉、老同事、老上下級等關係仍然起作用。另一方面，在物色精英人才時，學歷、閱歷、能力和成績正在變得日益重要。這從政治局委員的情況變化即可看出。1982年鄧小平時代25位政治局委員當中，大學畢業者一個都沒有。1997年24位政治局委員當中，大學畢業者有17人。2002年25位政治局委員當中，大學畢業者已有22人，這一屆領導班子學歷之高，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屆。
隨著老一輩革命家相繼離世，作為文化惰性而殘存的一言堂也不復存在了。集體領導已經形成，不再有至高無上的領袖，黨的領導班子也不再提核心。分權制、地區代表制和政治關係多樣化已成為趨勢。中央委員會中要有所有省市區的代表，其中正式中央委員要各有兩名。
投票表決機制也在變。1987年黨的十三大以來實行的“差額選舉制”，令人相當興奮。黨代會代表和中央委員的選舉都是差額選舉，候選人數比當選數多，這樣，靠拉關係而不是靠德才進入候選人名單的那些人就很有可能遭淘汰，因為大規模賄選是實際上做不到的。
投反對票以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也在增多。從前家天下時的“基因庫”很狹小，現在黨的英才庫則寬廣得多。由於建立了明確的規則，消除了爭奪繼承權的鬥爭以及皇親國戚的幕後操縱，而且消除了個人利用權位荒淫無度，順利的交接班和最高層政治上的穩定就有了制度保證。
因此，按照德才選舉領導人，而且越來越多地依靠領導人的政績和體制規則，這就導致了政權的合法性。政績合法性和體制合法性又保證了領導層交接班的穩定性。脆弱的、王朝式的世襲繼承已經徹底地被比較有條不紊的德才繼承所代替。
還有體制上的幾項重要規定進一步保證了有秩序的德才繼承。第一是領導職務的年齡限制。1997年政治局的規定是，除非常情況以外，黨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