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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類研究的例子是塔圖·溫漢南的《民主化程序》，達龍·阿西墨格魯和詹姆斯·羅賓遜合著的《獨裁與民主的經濟根源》，以及普澤沃斯基的《民主制與市場》。他們從經濟發展以外的因素去尋求民主制的先決條件。溫漢南從進化論的角度提出一種理論，他認為所有物種都有各自成員所共有的該物種獨特行為特性，而各種形式的民主政體也必然有共同的因素。他說，政治結構是在爭取生存與繁衍的鬥爭中演化而來的。然後他提出一種假說：當權力資源分佈如此廣泛，以至於任何一個群體都無法壓制其競爭者而稱霸時，在這種條件下就會出現民主制。根據這種“經受了驗證”的解釋，經濟發展水平並不是民主化的終極原因，因為在比較高的發展水平上，各種權力資源通常都會分佈比較廣泛。這樣，不符合利普塞特理論的一些反常情況也可以得到解釋：重要的權力資源在某些窮國也可能分佈廣泛，而在某些富國卻高度集中。
在《獨裁與民主的經濟根源》一書中，阿西墨格魯和羅賓遜運用博弈論指出，不同的社會群體由於他們分配政治權力和資源的方式不同，而採用了不同的政治體制。他們試圖提出一個框架來分析民主制的建立和鞏固，將民主化的程序追蹤到公民社會的力量、政治體制的結構、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性質、經濟不平等的程度、經濟的結構以及全球化的形式和程度。
然而，他們在描述政治發展的不同途徑時，卻將通往民主制的途徑說成是歷史的命運，而沒有考慮到更多的文化內容，因此，他們雄心勃勃的著述卻根本沒有提到中國，就絕非偶然了。普澤沃斯基的《民主制與市場》也探索了民主化過程的鞏固問題。他認為只有當所有的政治勢力出於自身利益考慮而自發地遵守公平而又有效的體制時，民主制才能持久。要大家都能如此遵守，民主體制必須同時讓所有這些勢力有一個公平的競爭機會，同時做到在民主選舉中失敗要比非民主競爭中失敗體面得多。
因此，轉變期的中心問題是：轉變能否導致一種制度，讓所有的政治勢力都肯將自己的價值和利益服從於民主競選這種勝負難卜的競賽，並服從這一民主過程的結果？普澤沃斯基沒有進一步談當民主制尚未站穩時怎樣能做到他所說的“自發的遵守”，但談到當民主體制正在建立之時，各派勢力之間的關係是否已明朗或平衡，從而考察各種可能的結果。當各派政治勢力的關係事先尚不明朗、不平衡時（或者用溫漢南的話來說，“力量資源”尚未“廣泛分佈”時），包括內戰在內的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能從民主制獲益者總是民主制的最可靠促進者，而最有可能因民主制而失敗的勢力則會抵制民主制。他從頑固派、改良派、溫和派、激進派以及在民主口號下投機取巧的機會主義者這些不同的角色的角度來進行分析，確實比集中談階級要更加生動一些。
所有這些研究傳出的簡明資訊就是，並不是經濟發展導致民主制。我們根本不能根據任何一國人均收入的具體數字來判斷該國會不會轉變為民主制。要達到“自發遵守”的民主體制，其先決條件要比原先想象到的更加嚴格，這包括：權力資源的廣泛分佈，公民文化，精英努力，外界影響，民主思想的傳播。在中國，“權力資源的廣泛分佈”一向導致“戰國”或軍閥割據式的內戰（包括國共兩黨的內戰），這就表明外界的影響和民主制思想的傳播實際上沒用；最重要的因素看來是政治文化（僅靠它也不夠），這個文化可以追溯到專制體制下的“虎鬥”。亨廷頓的話是對的：每一個國家或所有國家的民主制的發展都無法用單一的因素來解釋，而且這些因素的組合在不同的浪潮、階段和國家都有所不同。就中國而言，如上文中所述，對一個強大的德能政府的社會需求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然而，政治文化會隨時間推移而變化嗎？
被忽視了的革命：從家族政治到政黨政治（1）
政治文化確實是會隨時間推移而變化的。事實上，從公元前1046年周朝以奉“天命”為名建立家天下算起，3000年間，中國最大的文化變化是發生在20世紀。其中往往被人們估計不足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變化，就是從家族政治到政黨政治的制度變遷。這一轉變以及相關的其他變化將結束過去2000年來原地踏步的“朝代輪迴”。這一制度變遷的一個含義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