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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對產權的有效保護是工業革命得以發生的關鍵原因，它縮小了社會收益率與私人收益率之間的差距，讓私人的努力能得到相應的回報。
中國的官僚系統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官僚系統之一。官吏是透過層層磨人的科舉考試來選拔。政府官員由國家任命和給予薪俸，要宣誓效忠於皇帝，然而在關係網錯綜複雜的官僚體系中，任人唯親的裙帶之風盛行。
官吏的俸祿不高，但通常可以透過收賄貪汙發財致富。在皇朝上升時期或皇帝英明強幹時，官僚系統相對說來比較廉潔。然而，腐敗之風會逐漸強化，當中央政府忙於權力之爭而地方官吏失控於“天高皇帝遠”時，腐敗就更加嚴重。
根據曼庫爾·奧爾森的《國家興衰探源》一書所述，邊疆穩定的社會傾向於出現逐漸增多的共謀和集體行動的組織，即小的分配性同盟，它們有著形成政治遊說集團和對政策施加影響的動機，這些行動往往是反生產性的；這些政策集中有利於少數同盟成員而代價則是擴散到全體成員，這一“邏輯”意味著公眾不會對它們有什麼反抗，但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分配性同盟會為數越來越多，從而把國家拖進經濟衰退。⑧2007年初，許多人看過湖南衛視播放的連續劇《大明王朝1566》。它展現的腐敗故事也能轉移到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因為“分配性腐敗”的邏輯在各個朝代都一樣。問題不在於某一個皇帝如何，而是在於“家天下”形成了這種腐敗模式。在“家天下”體制下，“明君”總是罕見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嘉靖皇帝和剛正不阿的官員海瑞都可以說是犧牲品。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朝代輪迴”新解（4）
在過去的那種君臣關係中，皇帝必須是既強勢而又靈活，才能控制住他的臣子。臣子們有著不同的利益，又資訊靈通，皇帝必須運用有效的措施來選拔、評估、輪換、調查和監管這些官員，才能使他們朝正確方向行動。在中國那樣一個大國，當時交通和通訊條件又有限，皇帝要運用那些措施，是很不容易的。
在中國歷史上，儘管各個朝代都曾努力整頓吏治，但由於缺乏自上而下的責任制，政府又沒有實行分權制衡，因此官僚系統最後總是陷於腐敗。信任始終是一個問題。皇帝為了省心省力總是依靠寵臣。官員們則總得尋找靠山，以謀取有利官職，而且一旦遇到上司偏聽偏信或掩蓋事實時，有靠山才好爭取自我保護。
按照現代委託—代理理論，這是一個典型的控制問題，它的解決有賴於保證效率的獎懲。這一過程既涉及權力也涉及藝術。軟弱的皇帝根本應付不了的。君臣系統缺乏全面明確的責任制和社會反饋機制，過分依賴於皇帝的實力和穩定性以及政權的績效。解決衝突靠暴力或“虎鬥”。社會###是隨時可能出現的危機，對統治者構成威脅，對覬覦政權者則是提供了機會。這就是中國人對###“又怕又愛”的心理根源。
在中國歷史上，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一向是一個問題。在較早的幾個朝代，匈奴人曾對華北構成威脅。到了南北朝和宋代，有些少數民族曾建立自己的王國。在元朝和清朝，則是蒙古族人和滿族人統治了全國。人們常說這是因為在工業化以前機動快速的遊牧生活方式享有掠奪農業社會的優勢，即所謂“狼文化”優越於“龍文化”。但是漢朝的騎兵也曾決定性地打敗匈奴騎兵；明朝的永樂皇帝也曾派兵擊敗蒙古族騎兵。有的朝代被遊牧民族打敗，是因為這些朝代的“家天下”已落到其最衰弱時期。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北方遊牧民族儘管經濟遠不如中原發達，卻能一而再地橫掃全中國。兵匪造反成功，也是擊中了皇權的最衰弱之處。外部的挑戰時時刻刻都有，而“家天下”被推翻則是因為內部體制毛病已不可救藥。
中國“家天下”的統治以“天命”之說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其手段是“恩威”並濟。恩必須以威為基礎，但若無恩，威也長不了。“天命”之說充其量也只是掌權以後的一種事後而非一概如此的解釋。從體制上解釋“朝代輪迴”則是將皇室置於“朝代遊戲”的中心，其周圍是農民（佔全國人口90％），官吏，士兵，土匪，入侵者。農民、官吏和皇室是中國“金字塔社會結構”的主要構成部分。
“家天下”是建立在一夫多妻和皇位繼承製的基礎之上，這就從體制上為始終不斷的權力之爭，即至高無上的皇位之爭，創造了條件。這裡最重要的不是皇位接班人的才幹品德，而是靠玩弄策略和婚姻血緣操縱爭取的恩寵。時間一久，這一小小皇室“基因庫”就提供不出一位能坐穩江山的皇帝，這時“虎鬥”政治文化就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