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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美國金融崩潰了，華爾街從巔峰跌入了深淵。整個19世紀30年代，經濟的衰退由於金融的大崩潰而進一步惡化，聯邦儲備局緊縮貨幣的政策更是雪上加霜。可怕的連鎖反應發生了：從收回貸款到延期還債，從瘋狂擠兌到銀行倒閉，從工廠關門到工人失業，從飢餓窮困到銷燬“過剩”品，以美國為首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慘狀環生，不一而足。各國政府自顧不暇，紛紛採用外匯管制以及貨幣貶值以增加出口競爭力和減少國際收支赤字的政策。由於貿易和資本流動侷限於各主要貨幣集團，以鄰為壑的歧視政策反而導致了國民收入下降、需求萎縮、大規模失業、國際關係緊張與世界貿易和投資的整體下滑。其中失業規模之大令人髮指：美國1370萬，德國560萬，英國500萬—700萬。這便是70多年來工業化國家中令人談虎色變的“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大蕭條”最重要的教訓就在於政府調控經濟與信貸的程度和水平以及政府間有效的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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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危機（1）
經歷了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西方各國普遍實施的“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市場失靈”帶來的經濟大蕭條似乎已被以財政貨幣政策和產業管制為特徵的國家干預主義所制伏。但是，19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脹卻為19世紀80年代裡根時期的新保守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興起創造了條件。在戰後的宏觀經濟理論裡，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被視為是相互排斥的。不利的供給衝擊（如石油價格的上漲），加上不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如政府對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過度管制和中央銀行過多的貨幣供應同時導致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卻使滯脹成為現實。此後，放松管制下相機調節貨幣供應成了消除滯脹的藥方和穩定宏觀經濟的政策主流，“政府失靈”也因此取代“市場失靈”而備受非議，美國經濟似乎進入了聯邦儲備局主席伯南克在2004年所稱的“大平穩”（The Great Moderation）時期。
從1982年開始，華爾街進入了一個長達20多年的牛市。其間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持續增長，房產價值上升，利率、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也都保持在較低水平。1987年和2000年的股市崩潰竟然僅僅是整個牛市中兩次較為令人驚心動魄的回撥而已，1991年至1992年的經濟衰退也極為平緩和短暫。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和標準普爾500指數都在2007年創下了新高。
但是，在表面的繁榮背後卻隱藏著極其不妙的憂患。聯邦財政逆差和國際貿易逆差長期居高不下。聯邦債務、公司債務和家庭個人債務也越積越多。2008年聯邦赤字飆升至創紀錄的4550億美元，突破了2004年4130億美元的赤字，比2007年的1620億美元增加一倍以上。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曾扭轉了前幾任政府財政赤字不斷增加的局面，2000年甚至有2546億美元的財政盈餘。然而，小布什2001年執政以後，美國政府支出大幅增長。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反恐、減稅、社保醫療等措施導致政府財政赤字驟增。從1971年開始，美國結束了長達80多年的國際貿易（經常賬戶）順差的局面。除1973年和1975年為略有順差外，平均每年有1000億美元左右的貿易逆差。2000年後貿易逆差增速加快，2001年至2006年間貿易逆差平均增長速度高達17％以上。貿易逆差從1992年的501億美元大幅增長至2000年的4361億美元，2001年至2008年分別為4119億、4682億、5324億、6509億、7675億、8173億、7945億和約8000億美元。貿易逆差佔GDP的比重也從上漲到了6％以上，美國一國就吸收了全世界約75％的總逆差。
美國大投資家沃倫·巴菲特曾提出過一個減少貿易赤字的“進口證書”的想法。巴菲特建議設立一個進口證書市場，這些證書按出口的金額頒發給美國的出口商，進口商則必須購買證書以進口同等金額的貨物。證書的收益將鼓勵出口商出口並提高進口商的進口成本，同時證書也不像關稅那樣針對任何特定行業，這樣，市場的力量最終將使進出口達到總體平衡。這個主意後來在2006年被民主黨的兩位參議員引入一項平衡貿易議案，只是至今仍無實質進展。這個看似巧妙的方案當然只是治標之策，因為進口證書的問題在於同時提高了進口的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容易造成短缺的缺口，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