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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與人禍（3）
尼斯貝特說，在一次“變化的性質”的測試中，參加者在圖表上表現出正加速變化和負加速變化的趨勢，結果美國人比中國人（華人）更多地預見到變化趨勢，尤其是正加速變化的趨勢。美國人線性思維優於迴圈思維，這看來符合西方人長期以來的創作，即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清教教義，到震顫派和摩門教，到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到美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直到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些都不同於中國人的信念，即完美的世界存在於某種過去的模式，而未來只是在更高的水平上重複這一模式（請注意對於中國人來說，共產主義主要是用於奪取政權的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一種文化信念體系）。西方人的上述種種烏托邦思想都有共同的特點：線性進步，實行後即長存，依靠人的努力而不是靠命運或神的干預，對人性持平等和極端假定。
在中層經理人員參加的與就業相關的調研中，90％的西方人希望自己的工作崗位能鼓勵個人發揮積極性和實現個人的奮鬥目標，而50％以上的亞洲人希望自己的工作崗位是人人團結互助，誰也不爭強好勝突出個人。90％以上的西方人認為自己的職位是有一定期限的，而持同樣觀點的亞洲人只佔40％。60％以上的西方人反對職位高低與年齡掛鉤，60％以上的亞洲人對此沒有意見。在考慮解僱時是否應顧及以往的業績，75％以上的西方人認為一個人現在表現不好就該解僱，持此觀點的亞洲人只佔20％。參加測試的一些歐洲人得分是介於美國人和亞洲人之間，這又是“思想西移”的一個表現。
有一道問題是“熊貓、猴子、香蕉”這三者當中，哪兩種關係較緊密？尼斯貝特發現，美國學生明顯地傾向於“生物分類學”（熊貓和猴子都是動物），而中國學生傾向於“主體關係”（猴子吃香蕉）。在另外一次對美國兒童和中國兒童的測試中也出現同樣的差別。尼斯貝特認為這種感知和推理上的差別一定是與社會化因素有關。美國孩子學名詞比學動詞容易，因為動詞意味著關係，活動性強，而名詞一般是惰性的。
然而發展心理語言學家們發現，東亞的兒童跟西方兒童不一樣，學名詞和動詞的效率是一樣的。亞洲母親教幼童識字往往是從社會生活常規教起，而美國母親則往往從名詞教起。在英語中，表示一個東西或一類東西是靠詞形變化，例如“a duck”，“the duck”，“the ducks”，“ducks”。在漢語中，這些區分是靠上下文和事實提示語來表達，屬類區分通常晚一點再學。
英語是“突出主題”，漢語則是“突出論題”。例如，問客人要不要再來一點茶，英語是說“More tea？”突出的是“茶”。漢語則是說“再喝一點？”突出的是“喝”。在西方傳統中，物體被認為是其種屬的抽象屬性組成的實體。對於這些穩定的實體，其行為可作線性預言，而不受環境因素左右。支配物體的規律是可以學習到的，因此這些物體的行為是可以控制的。在東方傳統中，物體被認為是具有具體的屬性，這些屬性與環境相互作用而產生行為。抽象的屬性並不是常在的（如抽象意義上的西方民主），並不反映現實，而只是表明一特定物體的一種特點。環境敏感性說明物體以及物體與物體的關係是複雜的，不那麼好控制。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人權與人禍（4）
以下兩類成語，哪一類更有意義？“半塊麵包總比沒有面包強”和“一人對大夥非輸不可”，或者“謙虛過了頭就是半驕傲”和“要當心的是你的朋友，倒不是你的敵人”？尼斯貝特的調研表明，中國學生更喜歡那些看來似有矛盾的成語，而美國學生更喜歡成語直截了當。猶太人的意第緒語後來被用來再作測試，以免人們對熟悉的成語有偏見，但測試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