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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相同。
尼斯貝特認為，中國人喜歡用矛盾表達成語，表明中國人傳統思維的辯證風格看重的是如何超越於衝突之上，找出衝突每一方的道理。這反映出一種信念，即處境總在變化，對立面相輔相成，以及一種相互依存的總體論觀點。既然至理的反面亦為理，思想的基本信條就是尋求中庸之道。它也遠不像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正題—反題—合題”思路那樣咄咄逼人，因為努力的目的是承認和超越矛盾，而不是消除矛盾。它肯定不同於西方的一些邏輯定律，包括“同一律”（一個東西就是它自身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即“跨環境一致性”——西方人認定民主就是民主，不應有什麼中國特色的民主）和“不矛盾律”（一個命題不可能是在抽象和具體意義上既正確又錯誤）。
尼斯貝特提醒說，以上這些概括並不是適用於每種文化的所有成員，因為那些成員之間還有差異，其差別通常還很大。在東亞，有人發現日本人與自己直系親屬的交往較少，為公司效力較多。中國人和日本人受到的社會約束均多於西方人，但中國人受到的約束主要來自權威，日本人受到的約束則主要來自同輩。尼斯貝特說：“我並不是說我們在實驗室發現的認知上的差別會造成態度、價值觀和行為上的差別。但認知上的差別與社會的和動機上的差別是分不開的。人們持有其信念是由於他們思維的方式，而他們思維的方式則是由於他們所在的社會的性質。”
這一點由下述事實可得到進一步證明：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在受到不同環境“薰陶”以後，儘管不會完全同化，但思維方式都會向另一方靠近。總之，價值觀與偏好的差別來自所學與經歷中獲取的不同的認知工具和認知過程。
不同文化中的認知差別，當追蹤到生態起源時，也是講得通的。但若是追蹤到人腦功能，又如何呢？尼斯貝特研究的結論之一是：不同文化中，歸因的差別是注意力差別的反映，這就是“注意力與過濾理論”。神經系統科學的發現成果表明，認知不僅是一個被動的過程，而且是一個主動的過程，即觀看和建造我們的經驗世界。這一過程涉及這樣一種能力，即透過我們的感官將腦力集中於特定的刺激因素，而排除其他的刺激因素，只利用現有的一部分資料而將其餘資料清除出我們的大腦。②這說明“理性經濟原則”不僅適用於人的社會行為（得失計算），而且適用於人腦行為（排他與篩選機制）。沒有視力輸入，我們也能有所“見”，因為大腦能從以往的經驗中提供細節。沒有新的程式我們也能“推理”，因為大腦能從現有的智力儲存之中提供“工具”。我們的大腦有進化而來的經濟能力來建立相對穩定的“思維模式”，用以處理我們世界中的事物。穩定的“思維模式”具有經濟意義，而中國人和美國人“思維模式”方面的差別則具有文化認知上的意義。顯然，認識到這些差別有助於不同文化的人更好地自省和相處，減少固有的傲慢偏見與無知優越。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人權與人禍（5）
認知科學和神經系統科學上的研究成果也得到現代物理學和科學哲學的回應。現代物理學表明微觀世界中物體的性質往往取決於用於研究微觀物體的工具。科學哲學家發現科學史上的革命性發現在許多情況下都涉及工具方面的改變。他們進一步發現，科學觀察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科學家的背景知識以及他們所應用的理論。換而言之，觀察常常是“充滿理論”的，甚至當主體間特性也在起作用時亦是如此。理論決定我們期望觀察什麼。我們用心理解世界的理念通常是理論性的。理論還最後用來按照我們的目的核實觀察結果。難怪在許多領域，事實錯誤遠多於理論錯誤。
在語言學中，薩丕爾—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認為，一個人所說的語言的語法範疇，與該人對世界的理解和行為，這二者之間有著系統的關係。這一假說認為，一種語言的性質影響著講該種語言者的習慣性思維（漢語含蓄而微言大義，英語精確而煩瑣直露），語言的不同正規化產生出思維的不同正規化。③然而，社會科學家，尤其是那些認為民主制和民主價值觀是普遍真理的政治學家，卻認為文化影響特定政治制度選擇的見解是“文化主義謬論”。他們認為所有地方人性都是一樣的，西方民主價值觀在西方和東方都是同等受人珍視。這種普適觀念（或者叫“非文化主義謬論”）的基本見解直到今天仍大體上未受置疑。
民主價值觀真的是普遍真理而與特定思維模式和文化環境無關嗎？在以上用文化認知心理學作出否定回答的基礎上，我
